《万章上》共九章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舜的孝行（9.1、9.2、9.3、9.4章）；二是尧舜禅让（9.5、9.6章）；三是进退出处之道，分别以伊尹（9.7章）、孔子（9.8章）、百里奚（9.9章）为例。《万章下》也有九章，除10.2章谈周代的爵禄制度，10.8章论友并涉及知人论世，10.9章论卿的职责较特殊外，其余六章主要是谈进退出处之道,与《万章上》第三方面的内容基本相同，是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延伸。

其中10.1章谈孔子集大成，但主要针对的是出仕原则，与其他章谈集大成问题侧重点有所不同。10.3章谈交友原则，但主要是谈掌握权力的国君、卿大夫如何与士人交友，实际还是谈出仕。10.4到10.7这四章都是谈出仕原则，涉及君主如何尊贤、养贤的问题。故《万章下》的六章都是谈出仕，但范围有所扩大，自下谈了士人的出仕之道，自上谈了国君、大夫如何尊贤、养贤。一个士人进入了仕途，参与政治，如何保持你的人格独立？如何与当权者，甚至为你提供俸禄的人相处？同时，那些掌握权力、资源的人，又应当怎样尊重一个士人、贤者？《万章下》主要讨论了这些问题。

我们读《孟子》，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孟子对于出仕的焦虑。要不要出仕？答案是肯定的，当然要出仕。但是当你出仕之后，如何能保持独立人格，坚守住道义和理想？如何与当权者相处、交往？甚至如何对出仕的合理性做出辩解和说明？这些都是困扰孟子的问题。那么，孟子在权力面前为什么要如此看重人格独立？其精神动力来自哪里？在当时是否有代表性？关于这一点，东汉赵岐《孟子题辞》中有一段话，我觉得讲得很好，抄在这里，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去理解。

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世取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先王大道，陵迟隳废。……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正涂壅底，仁义荒怠，佞伪驰骋，红紫乱朱。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

按照赵岐的说法，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政治、外交上奉行合纵连横的政策，这里的“纵横”可以从两方面理解，既可以指放肆、恣肆，也可以指合纵连横，我们主要应从后一点来理解。合纵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连横是“事一强以攻众弱”（《韩非子·五蠢篇》），就是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这里的强、弱是相对而言的，一开始是西边的秦国、东边的齐国为强，中原各国为弱，后来是秦国越来越强大，“一强”就专指秦国了，这些是政治、外交的情况。军事上各诸侯国则是“用兵争强，以相侵夺”，也就是推崇武力，恃强凌弱，相互侵略攻夺。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诸侯任用的多为权谋之士，此时纵横家和法家大行其道，被看作是“上贤”，意思是最好的、最适用的人才。

这与三代以来的传统是不同的，按照儒家的解释，三代奉行的是仁义而非权谋之术，所以说“先王之道陵迟隳废”。“先王之道”，从下文看，就是尧、舜、汤、文、周之道。“陵迟”是衰微的意思，不是千刀万剐的凌迟。“隳废”是废弃、败坏的意思。下一句很重要，“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为什么重要？因为它道出了孟子的关切和志向。孟子生当战国之世，面对崇尚权谋、功利的社会潮流，他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挺身而出，高举起仁义的大旗，把恢复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当作毕生的追求。所以他与那个时代是格格不入的。

韩愈写过一篇文章《原道》，提到儒家有一个精神传统——道统，这个道统由来已久，“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说孟子死后，道统就不传了、中断了，将孟子重要性抬得很高，所以以后有讨论孟子地位提升的问题，都会追溯到韩愈的《原道》。

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韩愈的“道统说”其实是受到赵岐《孟子题辞》的影响，二者具有某种联系。赵岐认为孟子惋惜尧、舜、汤、文、周、孔的事业湮没不闻，指孟子要自觉成为尧、舜、汤、文、周、孔之业的承继者；韩愈认为道统是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然后由孔、孟承其续；二者是不是很相似呢？赵岐突出仁义，将它看作“儒道”的核心内容；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道”主要指仁义，二者其实是一致的。所以韩愈写《原道》，显然是受到赵岐的启发和影响，他们都认为孟子的贡献在于承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或之业。

需要注意的是，在赵岐、韩愈所列的道统谱系中，尧、舜、禹、汤为圣王，德与位合一；孔子为素王，德与位分离，需通过出仕的方式，仕以行道，以德配位，重新寻找德与位的统一，故特别强调“修己以敬”，重视人格的塑造和培养，其对于道统的贡献反超过尧、舜、禹、汤之圣王。如朱熹所说，“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孟子也认为“夫子贤于尧、舜远矣”，表示“乃所愿，则学孔子”（《公孙丑上》3.2章）。从这一点看，孟子重视独立人格确实渊源有自，他的精神动力主要是来自孔子，来自对道统的承继和担当，所以他要学习孔子，“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儒道”就是先王之道、仁义之道。孟子要以仁义之道，拯救苍生，接济斯民，所以孟子的人生志向和追求与当时士人是根本不同的。

当时士人的志向是什么呢？以当时影响力最大也最吃香的纵横之士为例，他们追求的当然是富贵权势。

据《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当年游说秦王不成，“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纴”是织布机。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给做饭，父母不跟他说话，可谓尝尽了人间的世态炎凉。“苏秦喟叹曰：‘妻不以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苏秦没有怨天尤人，因为他看透了，知道这个世界是现实的，也是冷酷的，与其抱怨别人，不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闭门苦读，研《阴符经》，练揣摩之术。“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这就是著名的锥刺股的典故，相信每个人都曾从中受到过激励。

可是大家忽略了一点，苏秦奋发有为的动力是什么呢？其实苏秦自己说的很明白：“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哪有游说人主却不能让他们拿出金玉锦绣，得到卿相这样的尊位呢？所以苏秦的人生目标很明确，就是获得锦绣玉帛、卿相之位，他锥刺股的动力就是来自这里。“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过了一年，终于练成了揣摩之术，自信满满地说：“这次我真的可以游说当世的君主了。”

后苏秦果真以合纵之术成功游说赵、韩、魏、齐、楚、燕等六国，任“从约长”——相当于合纵联盟的联盟长，同时兼任六国的国相，佩六国相印，真是人生得意，好不威风！正好这时，苏秦出使楚国，路过洛阳——苏秦是东周洛阳人，父母听说后，出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谢”。妻子不敢正视，侧着耳朵听他说话；而嫂子跪在地上，像蛇一样爬行。苏秦问：“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子为什么以前傲慢，现在又这样谦卑呢？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因为你地位尊贵，又多钱财。苏秦感叹道：“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一个人穷困落魄，父母都不把他当儿子，而一旦富贵显赫，亲戚朋友都会感到畏惧。因此，人生在世，权势富贵，怎么能忽视呢？怎么能说它不重要呢？苏秦的感叹，不是个人的感叹，而是一个时代的感叹，是一个时代价值观的体现。所以任何时代坚守理想的人只会是少数，而大多数人则是随波逐流的。

其实这种情况，在《孟子》中也有反映。我们看《滕文公下》6.2章，一个叫景春的人感叹：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诸侯都会害怕；他们平静下来，天下就太平无事。公孙衍、张仪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纵横家，也就是提倡合纵连横的人。由于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都实行合纵连横的政治、军事策略，纵横家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炙手可热，备受追捧，用今天话说是绝对的成功人士。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风云人物，他们的一喜一怒影响到天下的安危，影响到天下的安定。但是在孟子看来，他们是“以顺为正者”，是看主子眼色行事的，奉行的是“妾妇之道”，根本算不上是大丈夫，只能算是小媳妇。父母要嫁女儿，就会告诫她，到公婆家之后，一定要规规矩矩，看公公婆婆的眼色行事。公孙衍、张仪就是看诸侯眼色行事的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原则，更没有什么操守，谁给俸禄，谁出钱，就帮谁说话。对于这样的人，孟子是很不屑的。

那么，什么是大丈夫呢？真正的大丈夫，他们是以“仁”为“广居”，以“礼”为“正位”，以“义”为“正路”，他们站得直，行得正，坚定不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这才叫大丈夫。所以，在孟子心目中，士人首先要有一种精神信仰，一种责任担当。他们关注人间的政治秩序和普遍利益，坚守着人间的道义和理想。他们对政治充满热情，希望积极出仕，仕以行道，而不只是为了个人生计谋取饭碗。这样，他们如何与当权者，与掌握权力、资源的人相处，就成为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一个人放弃原则往往会如鱼得水，但是要坚持原则的话，有时候真是寸步难行。这是孔孟及后来的荀子始终焦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