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欣赏一个贤人，不只是给他好的待遇，更应从人格上尊重他，敢于重用他。

万章曰：“士之不托诸侯，何也？”

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礼也；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

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

曰：“受之。”

“受之何义也？”

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

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

曰：“不敢也。”

曰：“敢问其不敢何也？”

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

曰：“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

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biāo）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

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

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

“万章曰：‘士之不托诸侯，何也？’”“托”指寄居。当时有一些士人，还未出仕，没有固定的职业，便投靠在诸侯的门下，靠诸侯的赏赐来维持生计。儒家对这种做法是反对的，万章问：“士人不能寄居在诸侯那里生活，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不敢也。”为什么呢？“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礼也；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因为按照礼的规定，一个诸侯失去了国家，可以到别的诸侯国寄居生活——这种事情在春秋时期经常发生，一个国家出现了政变，或者出现了内乱，国君被赶跑了，逃到别的国家去做寓公。《左传》里有很多记载，这是符合礼的。但是一个普通的士人也寄居在诸侯那里生活，这是不符合礼的。

万章又问：“君馈之粟，则受之乎？”国君送来了粮食，你接受不接受？孟子说：“受之。”当然要接受了。万章又问：“受之何义也？”接受又是什么道理呢？孟子说：“君之于氓也，固周之。”“氓”指从外地迁来的百姓。“周”是周济、接济的意思。国君对迁来的百姓，当然要给予接济。他们从别的国家来到我们这里，生计暂时解决不了，需要帮助他们。

“周之则受，赐之而不受，何也？”前面说了，“士之不托于诸侯”，士人不能寄居在诸侯那里，不能靠诸侯的赏赐生活，所以，对于诸侯的赏赐，士人是不应当接受的。所以万章问：“国君接济就可以接受，而赏赐却不能接受，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不敢也。”万章继续追问：“敢问其不敢何也？”老师，我想问一问，不敢这样做，是什么原因呢？

“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孟子说，如果是为人看门、敲更，这是固定的职业，是可以接受国君俸禄的。如果没有固定的职业，寄居在诸侯那里，接受国君的赏赐，人们会认为是不恭敬的。有劳才有得，若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为国家提服务，无所事事，却接受国君的赏赐，这样做就不对了。所以接济和赏赐是不同的，接济是特殊性的，确有困难就可以接受；赏赐则是一般性的，无功就不受禄。

我们读《孟子》，就会发现，孟子多次与人讨论过类似的问题。如《尽心上》13.32章，“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你们这些君子、儒生，好像什么也没做，没有耕田种地，却接受别人的奉养，这是为什么呢？之所以提出这种质疑，出现这种讨论，主要是因为战国时期出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有一批士人，也就是知识分子脱离了体力劳动，不再从事具体的生产劳作，却接受社会的奉养，好像在白白吃饭。在13.32章，孟子主要是为士人“不耕而食”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认为士人治国安邦，传授学业，同样有益于社会，受人奉养是完全合理的。但在本章及《万章下》的其他各章，则是对士人自身提出要求。这两个主题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前者是对社会而言，要求承认士人的作用和贡献，以及“不耕而食”的合理性；后者则是对士人而言，强调一个真正的士人是有原则的，是应该严格自律的。不能因为受人奉养，便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不能因为身处穷困便不顾尊严，去接受不该接受的赏赐。

万章问：“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国君出于接济的目的，馈赠粮食，就可以接受，但不知是否可以经常这样做呢？只要国君有馈赠，我们就可以接受，是不是这样呢？对于万章的问题，孟子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了子思与鲁缪公的交往，这是孟子常用的表达方式。有时讲半天道理，不如一个故事生动、具体，这就是“近取譬”的优点。

“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鲁缪公对于子思，经常派人去问候，经常派人送去熟肉。“亟”是屡次、一再的意思。“鼎肉”是煮熟的肉。因为用鼎来煮，所以称鼎肉。这说明鲁缪公主观上对于子思是很尊重的，但是他尊重子思的方式有问题，结果惹得子思反而不高兴了。

“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卒”，最后、终于的意思。“摽”读biāo，挥而使去，驱赶的意思。最后子思终于忍不住了，把使者也就是缪公派来送熟肉的人赶出大门之外，对着北面磕头作揖表示不接受。

稽首是古代的一种跪拜礼。《周礼》说古代的跪拜礼一共有九种，称为九拜，甚至时至今日，我们还有说三叩九拜的。其中稽首是最隆重的一种，主要用于臣子拜见君王。行礼时，施礼者屈膝跪在地上，左手覆盖右手，拱手于地，放在膝前，手不能分开，头慢慢伸到手前面的地上，头碰到地面后要停留一会。据贾公彦的解释，“稽”是稽留的意思，“头至地多时,则为稽首也”。相比较而言，九拜中的第二拜顿首，也称“稽颡”“叩颡”，其形式如同稽首，但头触地后立即抬起，不在地面停留，所以就不如稽首隆重，一般用于地位相等或平辈人之间。

“再拜”，拜两次。这里“拜”的含义比较具体，是指九拜中的第三拜——空首。行礼时，施礼者身体也呈跪姿，先跪再拱手，然后俯下头，但不接触地面，与心齐平就可以了。“稽首再拜”，先稽首，然后空首两次，称为是凶拜，表示不敢授受国君的赏赐。反过来，“再拜稽首”是先空首两次，然后稽首，这是吉拜，表示愿意接受国君的赏赐。所以子思是用“稽首再拜”的凶拜，表示回绝缪公的赏赐。

在这里我们注意，古人行礼时是跪在地上的，这并不是说古人的奴性强，喜欢见人下跪，而是与当时的生活方式有关。春秋时人们是席地而坐，地面类似日本的榻榻米，平时就是跪在地上的，所以行礼时也以下跪为主。后来生活方式改变了，有桌子、椅子了，平时也是站着的，这时再下跪就没有必要了。康有为曾说：人不下跪，天生此膝何用？这，就是奴性十足了。

“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伋”就是子思，姓孔名伋，子思是字。子思说：“我今天才知道，鲁缪公原来是把我当犬马一样奉养。”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古礼，国君给你送来粮食、熟肉，接受之前，你要磕头行礼，表示感谢。可是你今天送几袋米，明天送几块肉，我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要不停地磕头行礼来感激涕零，我的尊严何在呢？我子思岂是嗟来之食之人？你一个国君，手里有点资源，就可以这样羞辱一个士人吗？既然士人的目标是行道，首先就要有独立的人格，人格尊严都不存在了，哪还有可能去行道呢？恐怕最后只能成为蝇营狗苟之徒，仅仅是为了混碗饭吃，进而为了高官厚禄，如此而已。怎么可能坚守自己的理想呢？

在孟子的时代，儒学还没有体制化，没有官方化，士人有相对的自由。在这个时候，孟子就告诫士人要保持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不能被权力异化，不能向权力缴械投降。因为士人出仕就是要改造社会，规范权力，造福民众，如果独立人格没有了，哪还有精神动力去改造社会呢？一旦儒生被权力异化，被体制化，就失去了改造社会、规范权力的理想和冲动了。甚至一旦儒生在体制内如鱼得水了，可能根本就不会想着去改变它了。可是，孟子的担忧最后还是变成了现实。随着儒学体制化、官方化，大多数儒生都被权力异化了，很多人出仕就是为了高官厚禄、富贵显达而已。

“盖自是台无馈也。”“台”读sì，通始。马王堆帛书《老子》中，“始”就写作“台”。子思发了一顿脾气之后，鲁缪公从此才不馈赠了。所以说，“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你欣赏一个贤人，可是既不能重用他，又不能奉养他，能说是欣赏贤人吗？如果你所做的只是今天送点粮食，明天送点熟肉，想以此表示你的关心，表示你在维持我的生计。然后对于士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士人的独立人格就不存在了。而一个士人没有了独立人格，与行尸走肉就没有差别，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百姓。这时你如何能承担起行道、改造社会的责任呢？

万章又问：“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国君想奉养君子的话，怎么做才能算是奉养呢？怎么做才算是合适的呢？

孟子说：“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将”是送的意思。“之”是代词，指粮食。“再拜稽首”是吉拜，表示对国君的感谢，不同于下文的“稽首再拜”，后者是凶拜。以国君的名义送去粮食，君子再拜稽首，表示感谢，然后再接受下来。

“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一开始是以国君的名义馈赠，之后就派廪人，也就是管粮仓的小官送去粮食，派庖人，也就是厨师送去熟肉，这时就不再以国君的名义了。如果此时还以国君的名义来馈赠，士人就要“再拜稽首”，不断地磕头行礼，然后接受赏赐，这对君子就是羞辱了。所以第一次馈赠可以国君的名义，之后就不可以了，应派个小官吏去，这样士人不用磕头行礼了。

“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仆仆”，劳顿、麻烦的意思。“尔”犹“然”。子思认为，为了那么一点点熟肉，让我辛苦地一次次跪拜行礼，这不是奉养君子的做法。你送一点吃的，我就要不停地感激你，不停地磕头行礼，这是对君子的不尊重。所以缪公对于子思，较之尧之对于舜，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尧是怎样对待舜的呢？尧是天子，舜是寒士，耕于历山之下，是普通的农夫。但是尧一旦发现舜是贤才，就让自己的九个儿子去侍奉舜，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百官牛羊粮食都完备，在田野中奉养舜。不仅让自己的儿子侍奉舜、女儿嫁给舜，还让百官带着牛羊、粮食也去侍奉舜。

“后而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然后举荐舜到很高的职位——实际是让他做了天子，这才是王公尊奉贤人的做法。

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在10.6章实际谈了两方面的内容，既谈到对士人的要求，也说到对王公的期望。对于士人，孟子强调人格独立的重要性，反对在经济上依附于诸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唯能”，没有固定的产业而有固定的人生志向，这只有士人可以做得到。为什么只有士人可以做到呢？这是他们特殊的身份和价值追求决定的。

余英时先生写过《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对士或者说知识分子做了考察。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知识分子不是说掌握了一定专业知识，例如学习过化学、物理或是经济学，就可称为知识分子了；所谓的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工作之外，还能够超越个人包括其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本身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在西方，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是近代才出现的，但在中国则出现甚早，士就具有类似西方知识分子的性格，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士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而士的这种精神品格和文化担当，与孔孟等儒者的规定和塑造是分不开的，孟子对独立人格的强调，对出仕之道的关注，都可以从这一点去理解。

对于国君、王公大人，孟子希望他们能够从人格上尊重贤人，不仅要养贤，更要尊贤、用贤，知人善用。如果你欣赏一个贤人，不只是给他好的待遇，更应从人格上尊重他，敢于重用他。这方面的典范就是尧，尧不仅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舜，还把天下禅让给舜，让舜从一介平民一跃登上天子之位，得以施展才干、抱负，置身圣王之列。

《孟子》多次提到尧举荐舜的故事，本章也是，这个故事当然是有来源、根据的，比如《尚书·尧典》，但里面的很多细节，我想应该是儒者尤其是孟子编造或者说丰富起来的，目的是为后来的国君树立一个榜样，希望他们也能像尧一样，尊重和任用贤者，反映了士人在权力面前的一种自恋心态。

儒家虽然主张“士志于道”，认为士人出仕是用道去规范权力、引导权力，但出仕本身又不能不依赖权力，行道也必须凭借权力，因而权力面前难免产生这种矛盾、复杂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