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我将串讲一些关于托尔斯泰农场的回忆片段，因为这些片段较为松散凌乱，还请读者多多包涵。

我班上的学生各式各样，大概没几个老师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有男有女，年龄小的也就是七、八岁大的男孩女孩，年龄最大的男生是二十岁的青年，而年龄大的女孩也有十二、十三岁。有几个男孩子性子很野，很调皮。

差异这么大的一群学生，我该怎么教呢？怎么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呢？再就是，我该在班上统一用什么语言呢？除了各自的母语之外，说泰米尔语和说泰卢固语的孩子会说英语，还懂点儿荷兰语。对他们我只能讲英语。我把全班分成两个组，古吉拉特语小组只用古吉拉特语教学，余下的学生则用英语。教学主要内容就是我给学生讲一些有趣的故事，或朗读故事。我也让学生间有亲密的互动，培养他们友爱与互助的精神。我还教了一些历史、地理常识，针对性地上点算术课。（P.370）此外还有写作课。我也把一些印度教赞美诗纳入古吉拉特语小组的集体祷告，试着借此吸引泰米尔孩子。

男生和女生能自由接触。我在托尔斯泰农场做的男女合班教育是同类教育最大胆的实验。今天我可不敢让孩子们享有同样的自由度，也不敢这么训练他们。我经常觉得自己当时的想法比现在要单纯得多，多半是因为当年无知。在那之后我有过很多惨痛的经历，有时弄得自己遍体鳞伤。有些人我原以为他们纯洁无瑕，结果却是道德败坏。我看到自己本质根深蒂固的邪恶；懦弱胆怯占有了我。

我并不后悔自己曾做过这样的实验。我以良心发誓我的做法并未造成任何伤害。但所谓吃一堑长一智，现在我的态度是谨小慎微。

人的信念和勇气源于自身，从别人那是借不来的。正如《薄伽梵歌》所言，不信者必被毁灭。在托尔斯泰农场期间，我的信念和勇气达到最高境界。在那之后我一直向神祈祷，求祂让我再次达到那种境界，但向神祈祷的人太多了，祂至今仍未听到我的祈祷。（P.371）唯一让人感到宽慰的是，有多少祈祷的信徒，神就有多少聆听的耳朵。所以我全心信神，相信等到我配得上神恩的时候，神必会接纳我的祈祷。

我做的实验是这样子的：我让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和天真无邪的女生一道洗澡。我向孩子们充分解释过自我控制的责任心，孩子们也都很了解我的非暴力抵抗理念。孩子们和我一样清楚，我是像母亲一样爱着他（她）们。读者应该还记得，在公共厨房不远处有个泉眼，孩子们就到那儿去洗澡。让男女生共浴，却指望他们心无邪念，这么做是不是发疯？我的视线寸步不离那几个女孩子，就像母亲的双眼只看着自己的女儿。在规定的时间内，男生女生全体一块洗澡。让大家一起去也是为了安全，我们始终不让孩子单独去洗澡。一般来说我也会和孩子们一块泡到泉水里。

孩子们和我都睡在露天阳台上，男孩女孩就睡在我旁边。床与床之间的距离不到三英尺。在床位安排上我花了不少心思，但如果真有谁心存邪念，花再多的心思也是白费。现在回想起来，是神保护了这些男孩女孩的清白名誉。（P.372）做这个实验是因为我真的相信男孩子和女孩子这么一块住着没坏处，也是孩子们的父母亲对我无限信任，我才能这么做。

有一天，一个男生调戏了两个女孩，不记得是女孩本人还是其他孩子向我打的小报告。我听了全身直发抖。问清楚后，我发现确有其事。我对男生们严词劝诫，但觉得光这样还不够。我还希望让两个女孩在身上弄上点什么标志，好提醒每个男青年不要用轻薄的眼神打量她们，也好给其他女孩上一课，让她们别恶语中伤这两个女孩。自古邪不压正，纵使罗摩远在千里之外，淫心炙热的罗波那也始终动不了悉达一根手指头。156但给这两个女孩弄个什么样的标志才能既让她们感到安全，又不让轻浮之人妄动邪念呢？这个问题令我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我轻声地向两个女孩提议，由我剪掉她们美丽的长发。在农场我们互相帮着剃头理发，所以剪刀和剃头刀一应俱全。一开始，两个女孩不愿听我的。在此之前我也向年长的妇女们说明了情况，她们虽然完全无法接受我的提议，但还是能理解我的动机。（P.373）这两个女孩品行高尚，其中一个非常聪明伶俐，可惜现在已经去世了，另一个还在世，是一大家子的女主人。最后两个女孩还是想通了，我马上剪下了她们的长发，用的就是现在写下这段往事的这双手。之后我向全班分析了前因后果，说明我为什么这么做，结果很好，我再也没有听到类似的事件。两个女孩并没有什么损失；至于获益多少只有天知道。我希望那些男生一直记着这件事情，非礼勿视。

我记录下来的这些实验不应为人效仿。哪个老师若想依葫芦画瓢只会闯出大祸。我在此记录下来只是为了说明在特定的环境下人可以走多远，也是为了强调非暴力抵抗斗争的纯洁性。正是这种纯洁性才能确保抗争的胜利。要做类似的实验，老师首先必须身兼学生父母的职责，必须尽力防患于未然，而且只有经历过最艰难的苦修的老师才有资格做这样的实验。

我的做法还是对农场全体住户的生活有所影响。为了把开支减到最低，我们也改变了自己的衣着。住在城里的印度男人，（P.374）包括非暴力抵抗者在内，穿的都是欧式服装。但在农场用不着穿得这么讲究。大家都成了强劳力，所以穿的都是劳动服，不过样式都是欧式的，就是长裤和衬衫，照着犯人的囚服样子做的。大家全都清一色的蓝色粗布裤、粗布衬衫，都很便宜。大多数妇女针线活都很好，制衣部的工作由她们担负。

至于吃的，我们常吃的是米饭、豆子糊糊和蔬菜，有时也吃煎饼加稀饭。人手一个算不上盘子的“盘子”，更像牢里给犯人提供的碗，所有的吃食都和在一起。用的是农场自制的木勺子。我们一日三餐：早上六点吃点面包，喝点自制的小麦“咖啡”157；十一点吃米饭、豆子糊糊和蔬菜；下午五点半吃小麦糊糊加牛奶，或者是面包加“咖啡”。晚饭后，七点或七点半我们做祷告。（P.375）祈祷时大家唱赞美诗，有时朗读《罗摩衍那》或伊斯兰教典籍的某个章节。赞美诗有英语的，也有印地语或古吉拉特语的，有时三种语言的赞美诗各唱一首，有时就只唱一首。晚上九点所有人都上床睡觉。

农场有不少印度教信徒恪守爱卡达西绝食158。绝食经验丰富的科特瓦尔先生（Shri P.K. Kotwal）是后来才来的农场，有的信徒跟着他在查士摩期间159一道断食。与此同时，拉姆赞（Ramzan）也到了农场。农场有几名穆斯林少年，我们觉得应该鼓励他们守斋戒，就安排他们每天只吃两顿，一大早和晚上，晚上也就是喝粥。肉自然是没得吃的，但也没人要吃肉。为了给穆斯林朋友做伴，其他人晚上都只吃一顿。按规矩，印度教徒得在日落前吃完晚饭，所以我们和那几名穆斯林少年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他们得等其他人都吃完了才开始进餐。那几个男孩子很懂礼貌，就算是禁食他们也不愿意麻烦别人。而其他不是穆斯林的孩子帮着他们守戒，也给大伙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就我记得的，（P.376）那些印度教男孩和穆斯林男孩从未因为宗教吵过架，更没有拉帮结派。相反，我知道他们虽然都忠于自己的信仰，却全都尊重对方，支持对方遵循自己的宗教。

虽然远离都市生活的种种便利，我们甚至用不着备下治病的最基本医疗用品。在那段日子里，我笃信自然疗法，一如我相信孩子们天性纯洁。我觉得因为我们生活简朴，就不会有什么疾病，就算真有人病了，我也自信有办法应对。我写的那本关于健康的小册子记载的就是自己在那段日子里做的各种实验，还有那记忆犹新的信念。那时的我真是信心满满，觉得自己可以手到病除。不管是什么病，我都认为可以用水土疗法治愈，只要断食或改变饮食习惯就行。农场上还没有一个病人吃过药或看过医生。有个七十多岁祖籍印度北部的老大爷哮喘犯了，咳个不停，而我只用改变饮食和水疗法就让他痊愈了。但今天的我已经失去了那份勇气，自己大病两场之后，我甚至觉得再无资格做这样的实验了。

还是我们在农场生活期间，戈克利到访南非。（P.377）我会另起一章专门回顾他的访问，不过此处先插入其中一段苦乐参半的回忆。现在读者对我们在农场的生活已有所了解。农场没有床，我们专门为戈克利借来了一张行军床，但却没个单间让他独享清净。除了学校的长凳，我们也没有其他的椅子可以给他坐。尽管我们条件这么差，戈克利的身体又不好，可我们实在舍不得放弃接待他的机会，而他本人也很想来亲眼看看。愚钝如我居然还以为戈克利能从火车站步行一英里半走到农场。事前我还问过他的意见，他心思简单，又对我充分信任，想都没想就同意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安排。结果天意弄人，戈克利来访的那天刚好下雨了，弄得我手足无措，根本没法另作安排。我无知的热情真是让戈克利遭了大罪，至今仍令我耿耿于怀。雨中赶路对他来说太辛苦了，结果他感了风寒。我们不能让他去厨房或饭厅用餐，只好把他安置在卡伦巴赫先生的房间里。我们为他备好了晚餐：我做的特色汤，科特瓦尔烤的特色面包，但从厨房端到房间全都变凉了。我们只能竭尽全力好好招待。（P.378）戈克利闷声不吭，不过从他脸上的神色我明白自己搞砸了。当他了解到我们全都睡在地板上的时候，就搬开专门为他准备的行军床，让人把他的铺盖也铺在地上。那个晚上我真是肠子都悔青了。戈克利还有一个在我看来不太好的生活习惯，他只让一名仆人服侍自己，其他人谁都不行。可那次他没有带随行仆人。卡伦巴赫先生和我请他让我们为他做足底按摩，但他根本不让我们近身，还半开玩笑半是生气地说：“你们是不是都觉得自己天生就该吃苦受罪，而像我这样的人天生就该让你们宠着？单为了这种极端的想法，今天就该罚你们。我才不会让你们碰我一下。难道你们觉得我会让你们到外头露天方便，自己却用你们为我备好的便壶吗？让我吃多少苦都可以，但我要让你们为自己的傲慢感到羞愧。”他的这番话犹如晴天霹雳，听得卡伦巴赫先生和我伤心不已。唯一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戈克利始终面带微笑。大神克里希纳必也曾时时为阿周那160所冒犯，因其“不识神之伟大，虽蒙神宠爱却仍疏忽怠慢”，但神很快就会将这些不快置之脑后。虽然戈克利没给我们服侍他的荣幸，（P.379）但我们的好意他心领了。后来他从蒙巴萨161给我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让我至今铭感于心。在农场期间，戈克利欣然接纳一切，但由始至终都不接受我们可以提供的任何服侍。当然，他还是得吃我们为他备好的饭菜，但这也是情非得已。

他到的第二天早上就开始忙活，也不让我们闲着。我们打算把他的一些演讲结集出书，他就修改这些讲稿。他写东西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边来回踱步边酝酿。有一次，他要写封短信，我还以为他可以挥毫而就，可他却花了半天工夫。我就打趣他，他却正色训诫我道：“你不懂我的生活作风。文章再小我也不会一蹴而就。我会反复构思，想好中心思想。然后再琢磨什么样的文字方可辞以达意，想好了才开始动笔。如果人人都像我这样，该省下多少宝贵的时间啊！我们的国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铺天盖地全是些半生不熟的想法了。”

加上了戈克利的访问，对托尔斯泰农场的回忆才算完整。同样，如果漏掉了卡伦巴赫先生的为人和贡献，回忆也是残缺不全。（P.380）他能与我们在农场一起生活，简直就成了印度人的一分子，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卡伦巴赫先生在生活上如此翻天覆地的转变把超凡脱俗的戈克利都迷住了。卡伦巴赫从小锦衣玉食，从未尝过贫苦滋味。事实上，原来的他耽于享受，只要是钱能买得到的好东西，眼睛眨也不眨就会买下。

可就这样一个人，居然能与印度人一起在农场同吃同住，共同生活，这确实非比寻常。印度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惊喜。有些欧洲人觉得卡伦巴赫非傻即疯，另一些则赞誉他清心寡欲的精神。卡伦巴赫自己从未以清心寡欲为苦，事实上，他乐在其中，远胜于之前的物质享受：他欣喜若狂地向人描绘简朴生活之乐，让人闻之神往。不论老少，他都相处甚欢，谁要一时见不着他，就会觉得如隔三秋。卡伦巴赫先生也非常喜欢果树，所以他也当起了园丁，每天早上拉着孩子和大人一块打理果树。（P.381）虽然他让大伙儿干很重的活儿，但始终乐呵呵的面带微笑，大伙儿都喜欢和他一道干活。每次农场“观光团”深夜两点动身前往约翰内斯堡，其中必有卡伦巴赫先生的身影。

卡伦巴赫先生经常和我一起探讨宗教问题，讨论的多半是非暴力、爱、真理这一类的基本命题。有次我说杀蛇或杀死类似的爬行动物也是罪过，他和很多欧洲人一样，听了大吃一惊。但最后他还是承认了不杀生原则在抽象层面是正确的。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卡伦巴赫先生就已认识到，凡自己理智确信无疑的原则就应付诸实践。正是有了这个认识，他才能毫不犹豫地让自己的人生改头换面。他认为，如果人不应杀死蛇这类动物，那么就要成为它们的朋友。于是他就收集来不少关于蛇的书，想要学会辨别不同种类的爬行动物。他从书中了解到，并非所有的蛇都有毒，有的蛇还会保护庄稼。他教会大家如何识别各种蛇，后来还成功驯养了一条在农场里发现的大眼镜蛇，每天亲手喂它吃食。（P.382）我温和地对他说：“虽然你是出于友善之心做这些事，可眼镜蛇它不知道啊，更何况你的善心还掺着害怕。这条蛇要不是被关着，我们两个谁都不敢逗它玩。我们真正需要培养勇气的是无畏于爬行类动物。因此，你驯养眼镜蛇故为善举，但却无爱心。要做到让蛇明白我们的心意。平日里我们都见过，你对动物是爱还是怕，它们立马都能感受得到。你觉得这条眼镜蛇没毒，就把它圈养起来，好研究它的行为习性。但真正的友谊可不容许如此的一厢情愿。”

我的观点卡伦巴赫先生虽然听进去了，但一时间还舍不得把那条眼镜蛇放生。我也不逼他，而且自己对那条蛇也很感兴趣。孩子们更是乐在其中，但谁也不许折磨它。不过最后蛇还是溜走了，也不知是有人不小心没关上笼门，还是蛇自己打开了笼门，总之是在某一天早上卡伦巴赫先生去向这位“朋友”问安的时候，发现已是蛇去笼空。卡伦巴赫先生倒是挺高兴，我也觉得挺好。（P.383）有了这次驯养经验，蛇就成了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卡伦巴赫先生把一个名叫阿尔布雷特(Albrecht)的德国人带到农场。此人贫困潦倒，且身有残疾——背驼得厉害，不拄拐杖就走不了路。但他勇气无限，且学富五车，很喜欢钻研深奥的问题。他也与印度住户打成一片，成了我们的一分子。他还开始玩蛇，毫无畏惧。他会拿手抓小蛇，任其在掌上嬉戏。如果我们在托尔斯泰农场呆的时日更长久一些，天知道阿尔布雷特后面还会做出些什么大胆的事。

有了这些经历，我们不像原来那么怕蛇了，但也不是说农场里就没人怕蛇，或全面禁止杀蛇。相信做某件事是暴行或罪过是一回事，但将此信念付诸实践是另一回事。怕蛇之人若不想妄自丧命，情急之下难免会杀蛇。我记得农场就有过一次这样的情况。想必读者已经清楚，农场里蛇多得成灾，（P.384）因为在我们搬来之前，此地荒废已久，无人居住。一天，我们在卡伦巴赫先生房间发现了一条蛇，待的地方让人既赶不走也抓不着。发现蛇的是一个学生，他把我叫来，问我怎么办。他希望征得我的同意把蛇杀掉。他本来大可先斩后奏，但一般来说，不论是学生或是其他人遇上了这种事，都会先问问我的意见。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允许除掉那条蛇，于是我同意那个学生这么做了。即便现在写下这段回忆，我还是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我自己是没有勇气徒手抓蛇，也没有其他办法消除它对住户的威胁。到了今天我还是不敢抓蛇。

不消说，农场上非暴力抵抗者的数量时有增减，有的锒铛入狱，有的刑满获释。有一次两名保释出狱的非暴力抵抗者到了农场，不过次日仍需出庭听审。结果两人聊得起劲，差点儿误了最后一班火车，能否赶上很成问题。于是这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一路狂奔，（P.385）我们几个送行的人也一起陪着跑。半道上我就听到火车进站的汽笛声。直到离站的汽笛声响起，我们才跑到车站附近。年轻人全力冲刺，我远远落在后面。火车开动了。万幸的是，站长看见他们跑过来，让车停了下来，他们俩还是赶上了车。我赶到车站后直向站长道谢。这件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非暴力抵抗者盼着入狱，盼着履行自己的承诺；二是他们与地方官员关系融洽。如果这两个年轻人误了车，第二天就无法出庭。而法庭是仅凭他们的口头承诺予以保释，没有要求任何担保，也没让他们提交保释金。非暴力抵抗者的信誉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在狱外收押期间申请保释，法官都觉得没有交保释金的必要。所以那两个年轻人才那么担心误车，跑得像风一样快。虽然在运动初期，官员多少有点刁难非暴力抵抗者，（P.386）一些地方的监狱管理部门也过分严苛。但随着运动深入，我们发现官员的强硬态度逐渐软化，有的甚至变得很友善。彼此交道打得多了，有的甚至还会帮我们，例如刚才提到的那位站长。读者切勿认为非暴力抵抗者会以行贿之法来赚取官员好感。我们从未想过以金钱换取不合规矩的便利。但若他人出于礼貌为我们行个方便，我们自会坦然受之。这样的便利，很多地方的非暴力抵抗者都享受到了。如果某个坏心眼的火车站站长想要为难乘客，他会有很多办法，而且还能做得顺理成章。这样乘客就算被刁难了也是投诉无门。反之，好心肠的官员也可在不违法乱纪的情况下与人方便。那位站长之所以帮我们，也是因为非暴力抵抗者谦恭耐心，勇于受苦。

或许在此也可提及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三十五年来，（P.387）我一直热衷于做些既符合宗教规定又实惠卫生的食疗实验。时至今日我仍乐于此道。身边的人自会受到影响。除了食疗，我还试着用泥巴或水之类自然之物代替药来治病。我做律师的时候，和客户关系很好，亲如一家。所以客户有了开心事或烦心事都向我倾诉。听我说多了自然疗法，个别客户也来向我问诊。这类病人时而会跑到托尔斯泰农场找我看病。其中有位早年间来自印度北方的契约劳工，名叫鲁塔万（Lutavan）的老人家。年逾古稀的老人患有慢性哮喘，咳个不停。土方西药服了不少，都不管用。当时我对自己的自然疗法功效是信心满满，虽不敢包治百病，我同意在他身上试试，前提条件是他得住到农场，谨遵我的要求。鲁塔万答应了我的条件。其中一条就是戒烟，他的烟瘾大得很。我还让他禁食一天。因为当时天气不算太暖，每天正午我会让他先在阳光下按库尼疗法162泡个冷水澡。（P.388）饮食方面，只给他喝粥，拌上少量橄榄油和蜂蜜，有时还有蜜橘，或葡萄和小麦咖啡。盐和其他作料一概禁食。老人家和我住在一处，他睡里间。每张床配了一个木枕和两张毯子，一张用来铺床，一张拿来盖。一周过去了。鲁塔万的元气渐长，哮喘和咳嗽也好多了，但夜里还是比白天咳得厉害。我猜他可能偷着抽烟，问他却又说没有。再过了几天还是不见好转，于是我决定盯他的梢。因为大家都是席地而卧，这儿又有很多蛇，所以卡伦巴赫先生给我了一支手电筒，自己也留了一支。睡觉时我总把手电筒放在身边。一天夜里，我有心躺着不睡。我的床铺在阳台上，紧挨着门。鲁塔万睡在屋里，也挨着门。半夜他咳醒了，点上一支烟，开始吞云吐雾。我悄悄走到他床前，打开手电。鲁塔万醒过神来，慌了手脚。他把烟掐了，起身摸着我的脚说：“我大错特错了，以后再也不抽烟了。（P.389）我骗了你。请原谅我吧。”说得都快哭起来了。我让他放宽心，告诉他戒烟是为了他好。按说他的咳嗽早该好了，但我见他还是咳个不停，才怀疑他还在偷着抽。鲁塔万戒了烟。不出两三天他的哮喘和咳嗽就好多了，一个月后他就痊愈了。体力彻底恢复后，他就离开了农场。

刚才提到的那位火车站站长有个两岁大的儿子，突然染上伤寒。站长也听说过我的自然疗法，就跑来向我求医。第一天我让孩子空腹，第二天开始每天只吃半个香蕉，加一汤勺橄榄油和几滴甜橙汁打成泥状。夜里我把泥巴冷敷在孩子的肚子上。我的疗法也奏效了。不过也可能是医生误诊，孩子得的压根就不是伤寒。

类似的实验我在农场做了不少，记忆中还没有哪一例失手过。不过现在我可不敢再这么做了。现在要让我再用香蕉和橄榄油来治伤寒症，自己想着都怕。1918年我得了痢疾，就未能自行治愈。到今天我也说不清，（P.390）是因为自己信心不足，还是因为同样的疗法在南非有效但到了印度就不灵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我的土方子加上我们在托尔斯泰农场的简朴生活，至少为我们节约了二三十万卢比的公款。大家相互关照，亲如一家，非暴力抵抗者有了一方净土，这里容不下欺诈虚伪，良莠分明。以上提到的都是卫生保健型食疗实验，而我做过的最重要的食疗实验还是在自己身上，纯属灵性实验。

对于素食者能否喝牛奶这个问题，我曾做过深入思考，也广泛阅读。在农场生活期间，我偶然从一本书还是一份报纸上读到：在加尔各答地区，为了挤出最后一滴牛奶，人是怎样惨无人道地对待奶牛。文中描述了残忍可怕的“普卡”（phooka）挤奶法整个过程。有一次在和卡伦巴赫先生探讨喝牛奶的必要性时，我告诉他这种令人发指的做法，指出不喝牛奶能带来哪些灵性优势，（P.391）认为能不喝最好别喝。素来侠肝义胆且对我言听计从的卡伦巴赫先生立马开始试着戒掉牛奶。我们二人于同一天一起戒奶，到最后甚至限制自己只以新鲜水果和干果为食，连熟食都不吃了。至于这次实验后来如何发展，又是如何结束的，就不在此赘言了。但我要说的是，在只吃水果的五年里，我从未感到过体虚，也没生过病。在此期间我还胜任了很重的体力活，一天走上四十英里地是家常便饭，曾有一天就走了五十五英里。我坚信在灵性层面上，自己从这次实验中获益匪浅。后来因健康缘故我不得不改掉纯水果食谱，对此我始终深感遗憾。若非政务缠身，现在我都想恢复水果食谱，继续发掘它提升灵性的可能性，哪怕年岁不饶人，或这么做可能有损健康。可是对灵性认识不足的各位西医和印度医师，全都阻止我这么做。

本章的回忆令人欢欣，意义重大，但现在我必须收笔了。我做的那些危险的实验只适用于纯粹自我净化的斗争。（P.392）事实证明，托尔斯泰农场这个精神净化和修行中心，实为后期运动做好了铺垫。如果没有托尔斯泰农场的经历，我很怀疑斗争能否坚持八年之久，我们能否筹齐足够的经费，到了末期参与者还扛不扛得住。托尔斯泰农场虽从未引人注目，但这样的一个表里如一的机构本身就会获得公众支持。印度人发现，这些在托尔斯泰农场生活过的人不仅能为己所不能，而且在困难时刻还能做众人的表率。1913年当我们重新大规模组织运动的时候，公众对我们的信心就成了一笔巨大的财富。虽然谁都说不好这种无形的财富能否或何时能兑现，但我从不怀疑，也请读者们不要怀疑，神自会适时地化无形的财富为有形的资本。（P.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