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田和赵丽蓉主演的电影《过年》（1991年），今天看来意义依然不减当年。这部电影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深刻地揭示了年节众生相。看看这部电影，或许对我们不同类型的企业经营都能有所启示。

身怀绝技的程家老两口，怀揣一年的收入回家过年。儿子、女儿、女婿大年初一都来拜年。拜年的目的各不相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于是，一幅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社会写真画卷由此展开。

如果把程家比喻作一个企业集团，那么老程可以看作集团董事长，他的儿子女婿则可以看作一个个子公司或分公司，除了还没分门立户的小儿子外，其他人顶不济也得算个事业部。这些儿子女婿，各自有着不同的经营策略，年节把他们聚到一起。六小龄童扮演的大儿子，可以看作那种循规蹈矩、奉公守法但经营效益又不怎么样好的公司。他们两口子带着小孩前来拜年的目的，是看能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葛优扮演的大女婿，属于那种完全把伦理准则置之度外、以坑蒙拐骗为业的公司，在“国家干部”的神圣光环下干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他来拜年的目的，就是怎样再骗老丈人一把。带着女朋友回家的研究生二儿子，则属于完全无力自主经营的不成熟公司，他想自费去沿海考察却没有资金，只得把自己兴旺发达的全部希望完全寄托在老人的资助上。已经下海发达的二女婿，是所有拜年的人中间惟一不打算从老人那儿获得经济利益的，他的公司已经取得了很好效益，甚至想给老人与所有亲戚都尽自己的可能提供资助，拜年的目的是获得整个家族的认可，卸掉当年带着二女儿私奔的包袱。小儿子没有成家立业，还没有自己的公司，属于那种母公司中的一个小单元。他才不在乎拜年不拜年，天塌下来有老爹顶着，父母的也就是他的，所以，他只是追求如何享受，带着女朋友看完通宵电影后蒙头大睡，但他已经把老爹的积蓄列入了自己的订婚预算。总之，所有拜年者，都在盘算着通过拜年使自己获得新的收益，推动自己的公司向前发展。

电影展示的是生活现实，所以不可能按学者设计的理论展开。然而，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正是生活现实，孕育了管理哲理。《过年》中的所有人物，其行为逻辑都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人假设的自利追求和理性计算，二是社会人假设的情感交流和群体关怀。区别仅仅在于，由于经营效益的不同，自利的表现形式各不一样；由于拜年的目标各异，情感的需求各有差别。可以说，《过年》中所表现出的，是一个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的连续光谱。

关于人性假设，是管理学中最基本的问题。然而，许多人尤其是现实中的经理人员对这种理论探讨往往不屑一顾。原因很简单，就是认为这种探讨太“虚”。经理人员喜欢的是实打实的刀下见菜的“干货”，而理论性的深究和推理往往有大量的逻辑分析“水分”。然而，没有必要的“水分”，所谓“干货”往往发育不良。这里所说的“水分”，不是那种掺水的伪劣理论，而是研究中冗长的论证过程和生涩的专业术语，这属于养育理论的水分。学术观点犹如果实，而论文专著中诞生出观点的冗长论证就好像庞大的植物根系和枝叶，没有这样的“水分”，果实肯定没有营养价值。对理论的不屑，使人们只见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关于人性假设，老调重弹在某些时候还是必要的。当然，有些所谓理论家借学术的招牌蒙人，也是造成人们看不起理论的原因之一。

经济人假设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由约翰·密尔给予其经典定义。究其核心，这一假设的内涵有二，一是理性，二是自利。只要是以理性行为追逐自身利益，就符合经济人假设。国内有不少教科书谈到经济人假设时，往往把自身利益限定为经济利益，以至不少人误解为经济人假设就是“一切向钱看”。实际上，利益肯定包括非物质利益，即便是追求精神满足，同样也属于自利。就以《过年》为例，大儿媳、二儿子和小儿子追求经济收益，固然是自利，老程追求儿女的情感交流，二女婿追求家庭的谅解，大女婿追求的自身欲望满足，何尝不是自利。只不过这种自利的内涵不同罢了。

社会人假设起源于梅奥主持的霍桑实验。究其核心，这一假设的内涵同样有二，一是情感，二是群体。只要是受情感支配并且受群体制约的行为，就符合社会人假设。国内有些人谈到社会人假设时，过分强调利他，以至许多人忽视了人的自身情感满足和群体领域的利己。以《过年》为例，李保田的忍让，赵丽蓉的遮掩，大儿子对妻子的迁就，二女儿和二女婿讨好家人的“表现”，无一不是情感在起作用。这种个体的利他，在大家庭的范围依然是自利。包括二儿子的要钱，小儿子的蒙头大睡，都有赖于父子情深的依托。没有这种依托，人类就不再是人类。学者谈到利他时，往往以蜜蜂或者蚂蚁为例，但稍微深究就可发现，单个的工蜂或者兵蚁牺牲自己的利他行为，对于蜂群或者蚁群整体来说，恰恰是典型的利己行为。

现实中，如果不符合经济人假设，不是疯子就是傻子；如果不符合社会人假设，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就是没有人类情感的机器人。所以，这两个表面上对立的假设，恰好组合成有理性同时又有情感的人类。两种假设上升到理论上是干巴巴的，但它们都源自于现实中鲜活的人类行为，是对五彩缤纷的现实的归纳。理解了这一点，有利于恰当地确定企业的经营方针。许多管理方式效果不好，往往是由于我们把这两种人性假设对立起来的缘故。倡导社会人假设的马斯洛，谈到人性假设问题时曾经说：如果他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的环境中，他肯定会追求自我实现；然而如果100个人只有10个人的食物，不杀死别人就会饿死时，他也会加入那杀人者行列。所以，要金钱还是要人情，同所处的条件环境紧密相关。

在现实中，人性是统一的。理论的分析可以分为经济人和社会人，可以把物质需求和情感需求区分开来，而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不可能分解为物质和精神。有人看了这部电影，把主题归纳为对商品经济的批判，是金钱和欲望带来了人欲横流，丧失亲情，进而呼吁伦理的回归。有人却从中能看出更现实的主题，“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见仁见智，在思想中是常事，然而要“钱”还是要“情”，在实践中却经常打架。人类不同于动物，就在于能够以自身努力消弭金钱和亲情的冲突。

电影《过年》的用意，是揭示“钱”与“情”之间的冲突。然而到最后，剧情的发展演变没有弥合二者的裂缝。电影中的“最后一道菜”，大大地削弱了影片的意义，使本来深刻的主题流于浅薄。稍有不慎，就可能把这部电影解读为“警惕市场经济导致的人性丧失”。如果这样理解，那么，很遗憾，不需要看这种电影，听听首长们的报告足矣。实际上，当老程把全部钞票作为“最后一道菜”端上桌时，意味着这位董事长已经放弃了调和冲突的努力，而是表现出了一种对金钱妨害亲情的痛恨和决裂。这种批判是激烈的，但却不是深刻的。正如当年资本主义兴起时，最激烈的批判来自对中世纪田园风光的呼唤一样。以亲情反对逐利，正是这样的批判。在这个问题上电影虽然演得很感人，但毋宁说是败笔。在现实中，只有不考虑经济条件制约的家长，才会全力以赴追求情感的交融。儿子和女婿对父亲资助的期望，哪些是同亲情相容的？哪些是加深亲情的？还有哪些是瓦解亲情的？这些，需要程董事长作出正确判断。当一个企业集团属下的分公司被财务问题折腾得焦头烂额时，董事长要求属下只奉献情感而不追求效益，有可能吗？所以，以决裂的方式拿出“最后一道菜”，并不能挽回亲情，也不合人之常情。在这一点上，《过年》在无意中宣扬了“市场经济必然带来道德沦丧”的公式化概念，患上了“主旋律病”，不足为训。

即便是“向钱看”，在货币经济十分发达的当今，钱也不再单纯属于经济。巴纳德在分析组织的各种诱因时，特别强调钱的非物质作用。由于金钱可以作为满足非物质动机（如慈善的、艺术的、学问的、宗教的动机）的间接手段，还可以作为社会地位、个人成就的标志，所以，金钱的精神作用往往大于物质作用（见《经理人员的职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14页）。尽管张维迎在四十多年前就呼唤“为钱正名”（当年在《中国青年报》上，“为钱正名”引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讨论），但从电影《过年》看，钱的恶名依然纠缠着发展中的中国。

企业如何“过年”，需要根据自身的需要寻找突破点。人性在现实中的表现，不能超越具体条件。《过年》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参照。这部电影的表演是出色的，尤其是赵丽蓉。她在小心翼翼地弥合金钱与亲情的裂痕中，分寸把握得极好。那些试图把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人假设对立起来的所谓理论家，真应该看看赵丽蓉的表演，从中体会生活的哲理。电影中的老程，试图以年节表现出的亲情慰藉来增强集团的凝聚力，用心可嘉，但方法不妥。上面提到的巴纳德，在主宰贝尔公司时，曾经强调人本而忽视效益，结果使得接线员的收益低于其他公司而引发罢工，最终不得不自己辞职。而电影中的大儿子类似稳扎稳打的保守型企业，他的表现可圈可点，他容忍妻子向婆母索要金戒指，他自己也有相应的算计。但妻子表现出贪得无厌而损害了亲情关系时，他给了妻子一巴掌，表明了自己在二者之间的平衡。二儿子则类似“等靠要”的企业，他的表现过于偏于金钱一边，所谓到沿海考察云云，不过是一个画饼充饥式的愿景。这类企业在自己能力不足时，更应该考虑经营的收缩，起码要体谅总部的负担过重问题。大女婿类似邪门歪道的企业，他太不地道，逼着妻子流产，还以妻子不能生育为由骗取老人的钱财。这种公司，靠自救已经不可能，需要的是加强监管和清算。二女婿则类似实力雄厚的企业，已经可以大幅度回报社会。他以钱财普度众生，实际是对当年带着二女儿私奔的一种救赎，这只有在企业强大得足以进行这种慈善行为时才能考虑。二女婿的选择，是成功以后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和电子领袖比尔·盖茨的缩微版。

对于企业来说，审时度势，根据自己的力量以及可以借助的力量，恰当定位经营策略是必须的，如何借助外力更是需要认真斟酌的。《过年》的启示，就是让我们在经营策略定位和借助外力时，摆正金钱与亲情的关系，在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点。

电影评价：

《过年》是中国传统电影的最好的一个代表。

平名百姓的微薄的美好的生活希翼与家长里短的矛盾，电影把老百姓最容易理解经历的平常生活艺术化戏剧化地表现在大屏幕上，这些生活琐碎独具中国特色，能够最普遍深刻地刻画中国民众的生活特点，女婿与老丈人，过年与结婚，发达的工程队长与家人惧怕露富的传统心理，生育子女与猥琐的花心男人，霸道的干部女儿与窝囊的丈夫，不孝子女对父母的压榨。能够在一部100分钟的电影中把这些烦琐清官难断的家务事用准确矛盾焦点明确地叙述出来需要高超的电影编导功力，也需要对中国老百姓的传统普遍的生活有深入细致的观察和思考。这一点上非常佩服黄健中导演。

本片的演员阵容可以说是超级巨星级别的，六小龄童、李保田、赵丽蓉、葛优、申军谊等等，哪个不是影视界的中流砥柱，每个人都有非常扎实的表演功力，对剧中人物的刻画可以说是惟妙惟肖，把普通生活中常见的几种不同人物的特点非常典型化地展示出来，使整部电影如同一幅反应民间万象与百姓世俗生活的画。

《过年》是一部非常难得的能把中国特色的老百姓生活带入大屏幕的佳作，这样的电影难拍，也非常少见。现在影视界的注意力大都在所谓的男才女貌或者三角四角恋上，希望能够多见到这样的属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