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需要通过管理使其处于可控或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管理风险，就涉及到风险的计量问题。

想象一下，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情况如何量化出来？这是个很难的问题。其实，不只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确定难以计量，所有的系统风险都很难计量。但是，人们又期待能够对系统风险有更多的理解和掌控，所以，对诸如宏观经济等大事件的可能性预测就成了一个玄之又玄且受关注度极高的话题，很多专家、学者也都以此为生。结果是，这些预测时对时不对，有时候又是部分对、部分错，跟扔一枚硬币猜正反面的正确概率差不太多。

巴菲特的老师、“现代证券分析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曾在1951年对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学生们建议等道琼斯指数再次回到2000点以下后再进场。巴菲特在1951年毕业后并没有听从老师的建议，而1951年之后，道琼斯工业指数再也没有回到过2000点。巴菲特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此事，称“当时我手里大约有1万美元，如果我当时听从了他的建议（等2000点的底），我现在手里应该也就只有1万美元。”

系统风险虽然很难精确计量，但是，通过运用专业知识和经验对其变化趋势进行判断却是存在可能，格雷厄姆对学生们的投资建议错在了“精确计量”这个问题上。伟大领袖毛主席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对全国革命形势这一系统风险的趋势判断，至于具体在哪个时点呈燎原之势则不太重要。巴菲特在70多年的投资生涯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由于判断对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基于对系统风险的精确计量。当我们知道股指有很大的上涨空间时，在2000点进入跟3000点进入又有多大区别呢？

特有风险的衡量比系统风险要容易一些，主要是通过概率论方法，并辅之以信息技术，包括敏感分析、情景分析、模拟分析等。总体来看，不管这些技术看起来如何复杂、精巧，它们都包含了大量的人为判断，虽然能够得出一些数据形式的结论，其精确性同样存在很大问题。

特有风险计量结果产生以后，可以将之用于对投资项目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入进行折现，即，根据风险大小对经济利益流入打个折扣（通常是乘以某个小于1的系数），进而得出相对确信的经济利益流入，在此基础上作出投资与否、投资多少的决策。但由于特有风险的计量和风险折现过程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投资项目未来经济利益的判断同样不是一种精确的结果。

由于风险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性，期望从不确定身上得出一个精确的计量结果是不现实的。风险大小的不可精确性告诉我们：当面对一项决策时，识别出各类风险，并对风险做质的判断和估测比追求精确的度量更加重要，换句话说，宁可要模糊的正确，也不要精确的错误。

一项决策的未来结果是否与预期相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时的分析和判断。“心存侥幸”是对风险缺乏足够重视，“因噎废食”则是对风险过于紧张，前者容易使决策产生重大亏损，得不偿失，而后者则容易让人错失机会，失去良机。不仅经济活动中如此，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