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下讲习对于王阳明来说是何等之乐事、何等之要事。在获悉甘泉书屋落成之消息后，王阳明“闻之喜极”，并说“诚得良友相聚会，共进此道，人间更复有何乐!区区在外之荣辱得丧，又足挂之齿牙间哉?”380讲习之乐也频频出现在王阳明的诗歌之中，如“讲习性所乐”，“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等。381他将元代大儒许衡学者以治生为首务直斥为“误人”，弟子不解，王阳明的解释是：

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382

　　在王阳明那里，“讲习”成了学者的首要使命。弟子邹守益“阳明先生文录序”所记载的一件轶事很能说明讲学在王阳明心目中的地位：“当时有称先师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气节，或依勋烈，而公克兼之。独除讲学一节，即全人矣。先师笑曰：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四节，亦无愧全人。”在他致家人的信中亦曾坦诚其怀：“读书讲学，此最吾所宿好，今虽干戈扰攘中，四方有来学者，吾未尝拒之。”383干戈扰攘之中，犹讲习不辍，王阳明对讲习的热情真可以说无以复加了。在王阳明离开江西之前，很想在白鹿洞与同门再聚一次，他在致弟子邹谦之的信中，叮嘱谦之说：“此会亦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也。”384其急不可耐之情，跃然纸上。即便在王阳明病势“狼狈”，水泻不止，以至“两足不能坐立”，临近去世之际，王阳明仍不忘敦促同仁“果有山阴之兴，即须早鼓钱塘之舵，得与德洪、汝中辈一会聚，彼此当必有益”385。要知道这很可能是王阳明生前的最后一封书信，王阳明念念不忘的还是讲会，想来真是让人唏嘘不已。这种对“讲习”的投入之热忱，绝不亚于基督教徒的宣道、传教之使命感。容肇祖先生曾称“万物一体”乃王阳明的“淑世主义”，是“救世的福音”386，王阳明以讲学为首务不能不说是出于这种传福音的精神。倪德卫（Nivison）也认为王阳明的哲学同时亦是一种宗教，其中的一个宗教性表现就是一种“近乎弥赛亚式的使命感”（messianic），此当属不刊之论。387

　　讲习之乐，究竟乐在哪里呢?

　　第一，与众人分享悟道之乐趣，乃出于自觉觉人之慈悲心怀。我们不应当简单地把王阳明的讲学活动视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活动，甚至也不应简单地视为教化活动，而是一种强烈的淑世活动，一种宗教性的传道活动，一种急于让他人分享自己对生命意义体验的活动。用王阳明自己的话说是“不枉了因此一大事来出世一遭”388。讲习之乐的乐趣就在于与志同道合者分享这种悟道、体道的乐趣。因而讲学之乐带有强烈的主体间之色彩，乃是信仰共同体之间的灵性交流所带来的心理愉悦感。这里面牵涉几个因素需要稍加辨析。

　　（1）悟道的自信感，有一首诗颇能表达王阳明的这种悟道的自信：“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朦胧。不知日已过亭午，起向高楼撞晓钟。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389王阳明不仅以醒者自况，而且有时甚至以“补天手”自任：“眼前谁是补天手?”390其自信若此。　　

　　（2）传道的迫切感，悟道愈深，传道愈切，此盖宗教情结之普遍现象。“使吾道而非邪，则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无蕲于人之不予知予信乎?”391这种强烈的信念支持无疑来自儒家“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精神：“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仆之意以为，己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于人；己有分寸之觉，即欲同此分寸之觉于人。”392“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王阳明急于让人分享悟道之乐，这种“分享”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愉悦”的性质。这背后确实是一种救世的情怀，这种救世情怀自然与“一体之仁”的“同善”本怀紧密相连：人己之间，一体相连，息息相关。国事即家事，人事即己事，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讲习之乐的动力源于悲天悯人的一体情怀：“孔子犹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今世无志于学者无足言，幸有一二笃志之士，又为无师友之讲明，认气作理，冥悍自信，终身勤苦而卒无所得，斯诚可哀矣。”393王阳明这一情怀，其弟子体认最为深刻：“日谆谆然惟恐人不入于善”394，徐汝佩这番话语是对其师的讲习活动的最好评价。其实，所谓王阳明的“狂者胸次”多少亦与这种精神有一定的关系，王阳明对此亦是有相当自觉的：“举世困酣睡，而谁偶独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惊。反谓醒者狂，群起环斗争。洙泗辍金铎，濂洛传微声。谁鸣涂毒鼓，闻者皆昏冥。嗟尔欲奚为，奔走皆营营?何当闻此鼓，开尔天聪明!”395

　　（3）分享悟道之乐的主体间性，悟道之真切固然属于自信事，但让他人分享此道，理解此道，亦可证此道之“同然”：“自孔孟既没，此学失传几千百年。赖天之灵，偶复有见，诚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启夫同志，无不跃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验夫良知之同然矣。”396

第二，讲习不仅是出于一体之仁的“仁人悯物”之心，而且也与良知见证、共修的需要密切相关。在王阳明看来，固然人人皆有良知，然而由于积习磨人意志，“做官更如入乱泥坑”，离群索居则使人消沉，真要让良知呈现如初，就必须建立一个修行共同体，只有道德修行的共同体成员（师友、同志、会友）相互提撕、相互砥砺才能确保常惺惺之心，这一点常常是王阳明与弟子、朋友通信中的主题：

　　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于师友。397

　　穷居独处，无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398

　　为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与。而相观砥砺之益，则友诚不可一日无者。399

　　大抵吾人习染已久，须得朋友相挟持。离群索居，即未免隳堕。诸公既同在留都，当时时讲习为佳也。400

　　京师诸友，迩来略无消息。每因己私难克，辄为诸友忧虑一番，诚得相聚一堂，早晚当有多少砥砺切磋之益。401

　　子夏，圣门高弟，曾子数其失，则曰：“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夫离群索居之在昔贤，已不能无过，况吾侪乎?402

　　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其功夫之难十倍，非得良友时时警发砥砺，则其平日之所志向，鲜有不潜移默夺，弛然日就于颓靡者。403

　　君子之学，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规切，则亦易以悠悠度日，而无有乎激励警发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学日相讲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而况于吾侪乎哉?404

　　王汝止来，得备闻政化之善，殊慰倾想。昔人谓：“做官夺人志。”若致知之功能无间断，宁有夺志之患耶?欧（阳）崇一久不闻问，不审近来消息何如。若无朋友规觉，恐亦未免摧堕，便中望为寄声。此间朋友相聚，颇觉比前有益，欲共结庐山中，须汝止为之料理，而汝止以往岁救荒事，心必欲辞去，今乃强留于此，望公弼一为解纠纷事，若必不可为，然后放令汝止归也。

汝止去后即不闻消息，迩惟政学日新为慰。汝止颇为救荒一事所累，不能久居于此，不审此时回家如何料理，亦曾来想见了否?倘其事稍就绪，须促之早来为佳，此间朋友望渠至者，甚切甚切!兼恐渠亦久累其间，不若且来此一洗涤耳。405

　　因此“会讲”“讲习”“叙会”绝不只是一般的社交性活动，而是一种良知见证共同体成员之间分享生命智慧、相互砥砺切磋的一种活动。在这里相互砥砺切磋决不是一种“虚说”，王阳明本人曾坦承“诸友皆数千里外来，人皆谓我有益于朋友，我自觉我取朋友之益为多”。又云：“我全得朋友讲聚，所以此中日觉精明，若一二日无朋友，志气便觉自满，便觉怠惰之习复生。”406这与《易》之“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完全可以相互印证，亦与《论语》之“以友辅仁”如出一辙。上面一组引文中出现的“洗涤”一词，颇堪玩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王阳明的良知见证共同体是一个“施洗”的团体，洗涤旧我，成为新人。洗涤尘垢，让良知自明。王阳明的弟子徐汝佩本人的体验可以印证这一点：“及见夫子，亲闻良知之诲，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责。”407“聚会讲学，不惟成人，亦以成己。在一种讲学空气中，人己融成一片。熏蒸鼓舞，即教即学。龙溪一生，到处鼓荡这种空气。一体同善不容已之情，格外浓厚”。408嵇文甫先生评价龙溪讲学活动的这句话用在王阳明身上，亦非常切合。

　　王阳明与弟子、朋友的关系最为融洽、亲切，他甚至将自己的亲人教育委托给弟子、朋友：先生谓董萝石曰：“吾昨因处骨肉之间，觉得先儒注书有未尽者。且如舜父顽母一节，以余意观之：舜父顽母嚣象傲，舜则能谐之以孝，烝烝然自进于善，未尝正彼之奸。久之瞽叟亦信顺之矣。俱在自家身上说。若有责善之意，则彼为痹症，而是非先起矣。甚哉!骨肉之难处也。”409又说：“父子兄弟之间，情既迫切，责善反难，其任乃在师友之间。”410到了何心隐，五伦之中弃其四，“一心置身于师友圣贤之间”，乃是这种师友关系的一种极端发展而已。

　　第三，讲学、讲习这种特殊的、面对面的交流方式非常切合于生命智慧的领会与传播。毕竟儒学是言传身教之学，二程子有云：“以书传道，与口相传，煞不相干。相见而言，因事发明，则并意思一时传了。书虽言多，其实不尽。”411这一点无论王阳明本人抑或是诸弟子皆有切身体会：“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然后得其所疑，视其浅深而语之。才涉纸笔，便十不能尽一二。”而且书札往来，终不及面语之能尽，“且易使溺情于文辞，崇浮气而长胜心”412，“故予切望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世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所谓‘相观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413而弟子的亲身体会也认证了这种面对面交流在领悟圣智中的特殊作用：虔州将归，有诗别先生云：“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处是乾元。”先生曰：“若未来讲此学，不知说好恶从之从个甚么?”敷英在座曰：“诚然。尝读先生《大学古本序》，不知所说何事。及来听讲许时，乃稍知大意。”414

　　第四，讲习活动更有共同弘道、共同承当之使命感。王阳明致聂文蔚的信最能表现出这一点：“仆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为己任?顾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顾，将求其有助于我者相与讲去其病耳。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415此扶持匡翼之合作精神既出自志同道合之共同本怀，更是一体不容已之情的自然要求。用王阳明后学的话说，“仁”不是一个人做得的：“先生（指邹守益——引者）曰：‘为学不可无朋友讲习夹持，所以说以友辅仁。虽是为仁由己，本是人替我做不得，恰像个替得我做的一般。’一友曰：‘仁字是二人，原不是一个做得的，须是要两个人，且这人不是对己而言底人，言人则尽乎其人矣。故必二人才成个仁字。必有朋友方成得个仁者，天字亦是二人，若没有我这班人，如何成得个天?所以天字也是二人。’”416“若没有我这班人，如何成得个天?”将阳明学派的狂者胸次、担当精神显豁无遗。

　　要之，讲习之乐最终奠定在一体之乐上面：乐是“万物同体之公心”417，讲习之乐即在于与他人一道复此同体之心、遂此同体之愿，而与天地相与流通，共享一体和畅之机趣。

在王阳明后学中，能将王阳明的讲习之乐发挥之极致者当推王心斋、王东崕父子。王心斋一生周流四方，传播师说，并终身以讲习为乐事。他直接称圣人之学不费气力，有无边快乐。“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418其子颇得乃父乐之真传：

　　问：“学何以乎?”

　　曰：“乐。”

　　再问之，

　　则曰：“乐者，心之本体也。有不乐焉，非心之初也。吾求以复其初而已矣。”

　　“然则必如何而后乐乎?”

　　曰：“本体未尝不乐，今日必如何而后能，是欲有加于本体之外也。”“然则遂无事于学乎?”

　　曰：“何为其然也，莫非学也，而皆所以求此乐也。乐者，乐此学；学者，学此乐。吾先子盖常言之也。”

　　“如是则乐亦有辨乎?”

　　曰：“有有所倚而后乐者，乐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则慊然若不足也。无所倚而自乐者，乐以天者也。舒惨欣戚，荣悴得丧，无适而不可也。”

　　“既无所倚，则乐者果何物乎?道乎?心乎?”

　　曰：“无物故乐，有物则否矣。且乐即道，乐即心也。而曰所乐者道，所乐者心，是床上之床也。”419

　　……

　　程颐那句让人瞠目结舌的话头（“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终于被“参破”：乐即是道、乐即是心420。本来，王阳明“乐是心之本体”已经预示了谜底的揭破：心之本体即良知、即性、即道，故亦可说良知即乐、性即乐、道即乐。既然道即乐，那么，“乐道”便成了叠床架屋的概念。“复其初”“无所倚而自乐”“无适而不可”将王阳明乐之工夫论、乐之独立自足性、随时随地信手拈出，“道即乐”将王阳明“乐”观之化境一面一语道尽。“乐此学”“学此乐”则将王学之一体仁学更加活泛化、更富有生机化，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而王阳明的生机畅遂的一体之乐思想则在罗汝芳那里达到了高峰。

问：“吾人心与天地相通，只因有我之私，便不能合。”曰：“若论天地之德，虽有我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即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机之所贯彻，但谓自家愚蠢而不知之则可，若谓他曾隔断得天地生机则不可。”曰：“极恶之人，雷霆且击之，难说与天不隔。”曰：“雷击之时，其人惊否?”曰：“惊。”“被击之时，其人痛否?”曰：“痛。”曰：“惊是孰为之惊，痛是孰为之痛?然则雷能击死人，而不能击死其人之惊与痛之天也已。”421

天人一贯、万物一体，纵然有我之私，亦隔他不得!此真乃石破天惊之语。雷击之惊、雷击之痛，人惊?天惊?人痛?天痛?天地生机之惊?天地生机之痛?浑然无分。此种“感通”竟是何种之感通?脑气筋通五官百骸为一身，即当知电气通天地人我为一身矣，数百年后湘人谭嗣同以“通”训仁，罗汝芳可谓早发先声。又，

问：“孔颜乐处。”罗子曰：“所谓乐者，窃意只是个快活而已。岂快活之外，复有所谓乐哉!生意活泼，了无滞碍，即是圣贤之所谓乐，却是圣贤之所谓仁。盖此仁字，其本源根柢于天地之大德，其脉络分明于品汇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则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则欢爱无尽。盖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机，故人之为生，自有天然之乐处，故曰：‘仁者人也。’此则明白开示学者以心体之真，亦指引学者以入道之要。后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蘖，生化浑融，纯一无二，故只思于孔、颜乐处，竭力追寻，顾却忘于自己身中讨求着落。诚知仁本不远，方识乐不假寻。”422

仁、人、乐浑然合一，孔颜乐处即自家乐处。自家之乐不过是个“快活”，这话说得何等痛快!

昆阳州守夏渔请曰：“恒谓圣贤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求之愈劳而去之益远。岂知性命诸天，本吾固有。日用之间，言动事为，其停当处即与圣贤合一也。”罗子曰：“停当二字尚恐未是。”夏守瞿然曰：“言动事为可不要停当耶?”曰：“可知言动事为，方才可说停当。则子之停当，有时而要，有时而不要矣。独不睹兹柏林之禽鸟乎?其飞鸣之相关何如也?又不观海畴之青苗乎?其生机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当求之，则此鸟此苗何时而为停当?何时而为不停当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造化之妙，原是贯彻浑融。吾子蚤作而夜寐，嬉笑而偃息，无往莫非此体。岂待言动事为方思量得个停当?又岂直待言动事为停当方始说道与古贤哲不殊?……”夏守憬然自省作而言曰：“子在川上，不舍昼夜。吾人心体未尝一息有间。今当下生意津津，不殊于禽鸟，不殊于新苗，往时万物一体之仁，果觉浑沦成片矣。欲求停当，岂不是个善念?但善则落一边。既有一边善，便有一边不善；既有一段善，便有一段不善。如何能得昼夜相通?如何能得万物一体?颜子得此不息之体，其乐自不能改。若说以贫自安而不改，浅之乎窥圣贤矣。”423

　　这可以说把王阳明“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浑成”那种天然之趣、生机之乐发挥得酣畅淋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