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气化主体乃与世同在，气与物游，而且在主体―世界的连续体之构造中即有未分化的秩序存焉。从人文价值的角度衡量，此即原始的浑沌状态中孕育了「文」的潜能。但「文」要由潜能变为能量、由无名的文变为人文，这需要一种彰显的过程。但彰显不仅是直接性的由潜藏转为实现，而是在彰显中有原生的诠释，彰显不是直接拷贝潜藏的原本，而是在彰显中即有非意识化的定位作用。气化主体感物而兴不会止于此无名、无别的同体状态，它需要破裂而出，并将此原始的经验转化到人文的世界来。此际，「语言」居间扮演了转化的枢纽。笔者这里使用的彰显、诠释、语言这类语词，明显的带有当代诠释学的气味，事实确也如此，笔者认为在当代诠释学提供的「诠释」、「语言」、「彰显」之概念，对我们了解庄子思想起了很好的指引作用。如果比起前代学者来，我们在今日反省庄子的语言思想，真有后出转精之处的话，那大概就是我们生在语言哲学成熟的21世纪此后出时代的优势了。因为经过所谓「语言的转化」以后，我们思考人文科学的立足点完全不一样了。

语言是人类诸机能中最神秘的一种，在神话思维中，语言与存在几乎同义，语言不仅指义对象，它就是对象本身。《旧约•创世纪》说：太初有道（语言），道（语言）与上帝同在。〈创世纪〉的叙述来自久远的神话传统，语言之根源深矣！远矣！然而，神话的语言智能在史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正视，自从哲学突破的时代以来，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基本上是越来越抽象化，语言的魔咒力量日益减弱，而逻格斯的控制力道越来越强。直接经验的丰富性被牺牲掉了，它只剩下没有血肉的骷髅。563在西方，「工具说」或「约定说」始终相当流行。根据这种理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词是客观物可以相映的符号，透过了语言的中介作用，人可以清明的认识世界，以祈改善世界。上述这种观点预设了镜子的隐喻，人心像明镜，它可客观地表象外在事物，这种透明的主体是知识论导向的认知主体，它在西方社会有个极顽强的传统。564这种镜子隐喻的知识论导向的主体在东方也不陌生，荀子就可视为此说的代表。在台湾曾一度十分流行的逻辑实证论，也可视为哲学界中语言抽象化的巅峰之作。

然而，西方世界从Herder、Humboldt以下，彼邦学者对语言的本质另有思考，其规模已远远走出「语言约定俗成」或「语言工具说」的藩篱。基本上，「人是语言的动物」，或「人类的语言性」是许多不同学派的共识。语言就是人性，语言就是存有，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透过人自己说。类此之言，乍看怪异，而今触目可见，学子已不感新鲜。目前哲学界有关「语言」本质的讨论文章汗牛充栋，笔者无能妄赞一辞；国内的相关引介也多，笔者同样也只能三缄其口。但放在本文的立场下考虑，笔者认为当代语言哲学中，至少有两义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首先，是语言与精神的关系；其次是语言与彰显（创造）实在的关系。笔者认为在这两点上，庄子有迥异于东方大部分思想家的独特视野，两千年来他踽踽独行，反而在近世欧洲他找到了同行者。时序进入21世纪以后，他的思想更有资格引发广泛的回响，事实上引发的共鸣之声也已不少。由后视昔，我们不能不赞叹庄子的语言思想远远超出他当时同代学者的水平。

人的语言性或「语言构成世界的存有论基础」诸义在今日已大显，但其源头至少可追溯到18世纪的洪堡特。洪堡特（Humboldt Wilhelm, Freiherr von）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此书在语言学说史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卡西勒（Cassirer,Ernst）说：洪堡特的作品在语言思想中「不只是一个显著的进展而已，它在语言学史中标出了一个新时代」。565洪堡特对语言的革命性见解，乃在它从「内在语言形式」的观点界定语言，语言不是静态的，不是既成的规则，不是约定俗成的公共工具，语言是精神作用的具体化活动。用洪堡特自己的话语说：「语言不仅只伴随着精神的发展，而是完全占取了精神的位置。语言产生自人类本性的深底，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把语言看作一种严格意义的产品，或把它看作各民族人民所造就的作品。语言具有一种能为我们觉察到，但本质上难以索解的独立性，就此看来，语言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不是各民族的产品，而是各民族由于其内在的命运而获得的一份馈赠。」566洪堡特此书可谓天才之作，理论内涵既新，语言材料又丰富。从他开始，接受语言和精神间、个人语言和民族精神间是相互体现的论述日益增多，567引文的文句已很扼要的指出了这样的关联。

看过洪堡特的话语，我们不妨参看庄子〈寓言〉篇怎么论卮言：「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上述这段论语言的文字在〈齐物论〉篇中，又重新出现了，只是它的主词变成了道。述词全同，主词有别，笔者认为最好的解释，乃是语言即道，道即语言。我们如果反思「道」的语义，发现此字除了「道路」一义外，原本即有言说之义。如此说来，道与言同体生起，这样的连结似乎符合「原始语言」的意义了。

透过洪堡特「内在语言形式」以至海德格「存有之安宅」之对照，我们不得不很严肃地擦亮眼睛，反思为什么庄子在〈天下〉篇论及自己的学术时，那么重视语言的问题，从「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开始，迤逦至「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再至「芒乎昧乎，未之尽者」，这些看似飘渺的状词皆指向了语言活动。庄子论其它各家诸子，都没花这么多的篇幅讨论语言，除了名家，基本上可以说连提都不提；即使名家，庄子所重者，仍是在其哲学命题，而不是语言本身。在〈天下〉篇这么珍贵的书写空间局限下，庄子为什么花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去描述自己思想中的语言问题？568

笔者认为：庄子的卮言，无疑的就是一种精神体现者的语言，我们不妨称之为「道言」。「卮」是道的象征，它以旋转的形态，不断的从深层涌现。从它以「不化」带动「无尽之化」，从无尽深渊明朗化隐晦的讯息而言，庄子和洪堡特看到了同样的精神活动之现象。但在语言精神一体化的活动中，洪堡特看到个人语言和民族精神之间的一体难分，民族精神透过个体语言显示出来，个体语言则因集体精神而得以沟通。庄子没谈到民族语言的问题，他恐怕连民族的意识都没有。他对语言的民族精神之共通性着墨较少，但他触及到了语言作为存有安宅的面向。

庄子的语言（卮言）具有本体论上的优越位置，这是从言―道的连结结构即可推衍出来的。我们不妨再回想「应化解物」的另一层意义，亦即它在语言层上的作用。应化者，语言作为「化声」也，它如天籁之生起。「解物」也者，语言体现物，尽之于物，而物随化流，所以语言也要随化而解。王夫之注「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曰：「道不可尽，尽之于物。故于道则默，于物则言……随其言而成，乃谓之随成，随成而无不吻合。」569在卮言随大化而起的运动中，道不可见，唯物可论。物不自现，因言而显。从意义的存有论观点考虑，语言就是诠释的精神，无物不因语言而彰显。我们如果不从一神论的上帝从无创造万物，或从原始材料（如水、土）创造万物的观点考虑，而是从万物的本体论意义由隐而显考量，那么，语言可视为既是诠释者也是创造者。

然而，语言彰显万物，万物有名之后，言―物的连体逻辑结构即有自己的行程。卮言伴随精神活动而来，脱离创造的母体之后，它很容易体制化，言语（parole）变为语言（language），语言拟像化为俨然的主体。语言的活化与僵化、创造性与体制性的张力由此展开。但就庄子的观点而论，语言终究当在活动中自行衍生意义，不主故常。卮言之作为存有之安宅，其宅终究非静态之安稳者，而是变化之力场。

本文要提及庄子与人文精神之关系之第三点，乃从技艺入手。技艺在《庄子》书中的地位诡异，一方面我们看到庄子发出「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胠箧〉）这样的呼声；一方面我们看到许多类似运动特技的特写镜头画面在他的著作中不断出现，在〈养生主〉及〈达生〉两篇中，这样的特写镜头出现得尤为密集。这两种立场相去天壤，其差别似乎很难完全用禅宗呵佛骂祖之说比拟之，我们因此不得不赞同刘笑敢划分《庄子》一书不同作者的洞见。570关于技艺价值的两歧现象该如何解释，我们在下一节将另有说明。本节从正面立论，笔者认为庄子对技艺有相当独特的见解，它将技艺提升到人的存在意义之层面。

《庄子》一书中，我们看到特别多的劳动者与技艺的故事，这些劳动者中有解牛的庖丁、有制轮的轮扁、有为鐻的梓庆、有承蜩的丈人、有射箭的伯昏无人、有冶陶的工倕、有操舟的津人、有驾马的东野稷（虽然他不是最理想的驾者），这些技艺卓绝的人物大体可分成两组，一组是器物的制造者，一组是器物或动物的使用者。庄子举的例子不少，但可想见的，没举到的劳动故事还有很多。庄子本身是漆园吏，他对劳作一点都不陌生。由于这些匠人出身低微，与他们对话的国君反而多不得道，所以李约瑟以下，许多学者都相信庄子在此作了阶级意识的批判。笔者相信庄子表彰贫贱者的用心是有的，但笔者更相信庄子所以列出这些故事，主要是想藉以指出：我们的环境是由器物环绕而成的，我们的生活则是由这些制器、用器的活动组成的世界。

在中国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器」一向不是重要的哲学概念，一直到晚明，才有「天下惟器而已」的命题。571而「器物」与人文世界的紧密关联，我们恐怕要到了20世纪因海德格论物的「儌向性」（in-order-to）结构与布什亚的「物」之象征内涵，我们才比较清楚地了解新器物的创造不只是带来生活的福祉，也不只是在外在的世界影响了主体，更重要的，它使得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变化。透过了现代的视野，我们返回看《庄子》与《易经》，我们不能不承认：《庄子》与《易经》的复杂思想体系中，至少有器物哲学的内涵。物是主体从绝对的同一性分化后，人与世界产生关联的重要步骤。虽然某些动物（如猩猩）也有制造器物的能力，但就器物所代表的意义而言，只有人类才是使用器物的动物，因为器物对我们而言不仅是生存工具的作用，它还有文化意义的问题。器物一旦出现了，它就成了一个中介的文化网脉，它使得主体与环境可以合构意义迭密的人文世界。

庄子有器物哲学，但比较起朱子的格物，或方以智、王夫之对物的理解，我们发现庄子事实上没有赋予器物完整的意义，或者说：没有如海德格那般赋予物「主体」的地位。庄子论制器用器，制物用物，他都是强调具体的人文活动不能脱离这些器物而存在。但庄子所着重者乃在透过器物而展现人文价值，「透过」的重点在于气化主体之游心于物，它与物形成共游互渗的关联，而不是种表象的关系。一种成功的制器或用器行为需要全身参与，其运作的主体肯定是气化主体，而不是只依意识主体的焦点意识去运作。此之谓「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从气化主体的提出，到理想语言的日生日化且随物而成，再到气化主体凝聚技艺且因器物而完成生活的意义。我们看到庄子的人文精神主要都是依循着气化主体的轴心步步落实的，主体即「脱自」（ecstasy），依「脱自」而日生日化以成自体。但它的「脱自」不只是主体的向外射放，而是有「与物共化共游」的辩证历程。至于这样的人文精神之内涵是否足够，这是另个层面的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