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绎大师的足迹

1954年11月6日，这一天是管理学划时代的日子，德鲁克的著作——《管理的实践》问世。在《管理的实践》中，德鲁克对管理学的基础原理进行了精确阐释，把管理学视为关注“社会实践问题”的学科，现代管理学由此诞生，管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可以说，德鲁克的管理学理念和研究方法，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管理学，特别是对现代管理学的发展乃至后现代管理学的建构，产生了普遍而持久的影响。因此，德鲁克也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管理学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management)1、“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the founder of modern management)、“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管理思想家”(the most important management thinker of our time)、“管理艺术大师”(the management guru)或“大师中的大师”(guru's guru)。

《管理的实践》一书的问世，使管理理论研究和对管理实践解读的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管理学的话语权从早期有实际管理经验的工作者，如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2、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1841-1925)3、詹姆斯·穆尼(James D. Mooney, 1884-1957)4、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1886-1961)5等人之手，转向了管理学研究的理论家之手。

第二，管理学迎来了“管理大师的时代”。一代代新的“大师”携炫目独特的思想闪亮登场，推动着管理学的新思想、新方法像时装一样不断变换和流行。管理大师们以独到的犀利眼光把握住组织及其管理的历史和现实的内在规律，并以他们特有的敏感体验着现代组织及其管理带给人们的困扰与激情。管理大师们在语言的层面上，将自我对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感受与他们的观念，以形象的方式融汇在一起并展示出来。

在现代管理学构建过程中，或者说在德鲁克管理学形成过程中，德鲁克与诸多管理大师发生了论战。德鲁克一生中有三个主要的论敌：一是德鲁克多年的好朋友，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比较心理学家和人本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二是德鲁克在纽约大学工作时的同事，质量管理大师威廉·爱德华兹·戴明博士(Dr. William Edwards Deming)；三是美国管理学家、管理咨询师与企业家导师汤姆·彼得斯(Tom J. Peters)。

事实上，管理学的母题不外乎是对人性、效率之类问题的表现与诠释，是对无限的现实世界所做出的选择。因此，才有德鲁克与诸多管理大师就管理学的原型、对象与主题的反复、不断地演绎与实验。

德鲁克与诸多管理大师的论战，没有晦涩难懂的术语，没有让人眼花缭乱的推理，更没有高深莫测的数学公式与推导。有的是一幕幕绚丽多姿、灿烂夺目却又有诸多悲欢哀乐管理学家的人生，一场场多姿多彩、引人入胜、精彩迭出和意趣横生的案例展示和管理学实验，一句句妙趣诙谐、意境隽永而深邃的叙事，以及管理大师们情深谊厚的友谊，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人性升华的学术情怀，饱含社会拯救思维的忧思与智慧，充满机智风趣的自嘲与调侃，让人忍俊不禁、捧腹大笑的幽默，不加修饰的批评与讽刺，无不在展现管理大师们一颗颗充满热诚而鲜活的心。

正是德鲁克与诸多管理大师的论战，为现代管理学和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的题材资源，为管理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思想，提供了新内容与新案例，强化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形成了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架构。德鲁克与这些管理大师们的管理理论，思想如此清晰有力，给我们呈现出管理大师们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用通俗的语言对深奥管理理论的表述和实验验证。这些理论，百折千回却历久弥新，处处蕴藏着独到而珍贵的真知灼见，让我们深深叹服管理大师们遥遥领先今日管理思潮的程度，向人们展示了管理大师们非凡的预见力。

事实上，当这些管理大师们的管理理论与德鲁克的关系存在时，往往给人以超越时代和现实主义的印象。德鲁克与诸多管理大师的论战，代表了潜心于人类对组织及其管理实践的探索，代表了多重意义上的人性关怀，代表了对组织及其管理从物质到精神等多重领域遭遇的种种实践问题的面对和解决，代表了揭示管理学家自己及时代创伤的冲动与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鲁克与诸多管理大师论战的成果是真正激动人心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管理学思想，实质上是致力于让管理学从工具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30多年前，我与德鲁克结识并有幸得到他老人家的教诲与指点。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和收集德鲁克的著述，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都忘我地阅读，并以此为线索，追踪阅读了西方现代管理学的众多著述。为了追踪德鲁克的思维，我大量阅读了当代许多重要管理学家的论著，对这些管理学家的学术思想有所认识。难能可贵的是，德鲁克还推荐了对他的理论提出批评意见论敌的著作，如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的《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Eupsychian Management)6，加拿大管理学家、心理学家爱里奥特·杰奎斯(Elliott Jacques)的《必备的组织》(Requisite Organization)7，美国管理学家、质量管理大师威廉·爱德华兹·戴明博士(W. Edwards Deming)的《转危为安》(Out of the Crisis)8等。

我正是阅读了这些著作和与德鲁克多次的讨论中，对德鲁克与他的“论敌”之间的论争和辩论产生的背景、观点冲突、实验或案例非常清楚和了解，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判断。我认为，为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有必要将这些论争过程、实验或案例的发生、辩论的学术与实践价值总结出来，让更多的管理发展史研究者、实际管理工作者和管理学者能够分享到这一切。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当感谢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威廉·爱德华兹·戴明博士和汤姆·彼得斯，他们的存在不仅为管理思想史平添了一段佳话，还凸显出德鲁克的伟大、历史贡献和这些管理大师们的神韵与风采。

在历史境遇面前，我并没有随意编制德鲁克与诸多管理大师管理思想的自由和权力。而是希望我的研究，凸现解读这些管理大师的管理思想或携带管理学形成的看不见手的过程，以解读我们对现代管理学的认知过程。我希望借此呈现这些管理大师的神韵与风采，捕捉并传达这些管理大师难以想象的神髓、韵味与感觉。

事实上，德鲁克没有任何私人的仇敌，但却有诸多的学术之敌。因此，对德鲁克与诸多管理大师的论战的研究和解读必须有所侧重。我在本书中主要讨论德鲁克最重要的管理学论敌，主要有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威廉·爱德华兹·戴明博士、汤姆·彼得斯之间的友谊与学术之争。当然，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也离不开对管理大师们学术背景的研究和发掘。这些内容既涵盖了管理大师们最重要的管理学思想，又与我向德鲁克请教的问题相关，我将在本书中结合自己的体会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本书许多内容尽管取材于诸多管理学家的著述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德鲁克研究的著作，但我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加工，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严加选择，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书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建立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结构体系，并用较大的篇幅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探索性观点和学术思想。

本书文字力求简练、通俗易懂，所选取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和管理学经典著作都有注释，利于研究者查阅、分析和借鉴。

本书适合管理学专业的各层次学生、管理思想发展史爱好者、实际管理工作者和管理学研究者阅读。

由于我的知识水平和掌握的资料有限，要想实现“海纳百川，包容兼蓄；学贯中西，有容乃大；贤智相辅，穷达超然”的写作初衷，还有较大的困难。因而本书所论述的观点和内容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甚至错误之处，还望读者不吝赐教，我将在日后修订再版时做必要的更正。

罗珉

2017年5月于成都西南财经大学柳林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