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式管理发展大潮中，不同群体所呈现出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此进行反思，有助于厘清中国式管理的未来走向。

在学术研究和管理咨询领域，中国式管理在不同人群中表现出不同的色彩。国内的“学界”概念较泛，严格意义上，尽管都是“学界”，但学术研究和对策咨询是有区别的。学界在中国式管理的研究上，大体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以理性的普适性为基准，以中国特有的情境为对象，力图为中国式管理提供原理性贡献。这种努力，在席酉民的“和谐管理理论”和顾基发的“WSR系统”（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中比较典型，而且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另一种是以中国特有（或者大中华文化圈特有）的情境为基准，力图形成区域性的普遍知识体系。这种努力，在苏东水等人的“中国管理学”和“东方管理学”、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中比较典型，而且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可以说，前一种努力，对于形成管理学的中国学派，提升关于中国式管理的理性认知，深化对中国式管理的学术探究，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如何把普适性的科学方法同特殊性的中国情境结合起来的探索上，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后一种努力，对于学术走向社会，引发社会的共鸣和应用，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以中国或者大中华区的经验总结作为理论基础，存在着弱化甚至消解科学性的危险。前一种努力的逻辑结论是可以有中国式管理，但不存在中国管理学；后一种努力的逻辑结论是中国式管理在学理上同西方不一样，但只能突出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人文知识，而无法同科学方法论体系相融合。因此，中国式管理的研究，还远远没有成熟。

在管理咨询（包括管理培训）中，强调中国式管理大体上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对中国情境的总结概括，试图以科学方法对现实问题求解，以及对管理实践者进行思想启迪和素质修养方面的训练；另一种是通过对具体案例的解剖发挥，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问题的技巧，以及给管理实践者进行针对特定情境的应对性训练。这一方面与纯粹学术研究不同。如果说，纯学术研究是对象牙塔的坚守，那么管理咨询则是走出学术圈的应用。在中国式咨询中，不管水平高低，普遍存在一种倾向，即对麦肯锡、波士顿式的美国式咨询看不上，不是认为来自西方的咨询往往脱离了中国情境，就是认为即便西方了解中国情境也不能适应中国文化。中国式管理在咨询中的影响，还表现在对西方咨询公司在华分支机构的同化和改造上，这些机构往往从人员到运行都已经中国化，即便是采用西方模式，大多也进行了中国式修正，在西方模式的名义下提供富有中国特色的方案。

在管理实践领域，对中国式管理的重视，往往来自于经理人的切身体验。发展较好的企业，侧重于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培育员工的良好行为规范，或者是用中国式教化手段消解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内在紧张。经营出现问题的企业，则更为垂青中国式管理，尤其是看重那些兵法权谋式的谋略和智慧，因为这类企业急需解决眼下的问题，而技巧性内容更适用于见招拆招。由此，导致在实践中的中国式管理，尽管影响很广泛，但层次普遍不高。在运用传统文化方面，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制度的变迁，现在顶多只是弥补传统文化的断裂，广为传播的所谓经典，最有影响者不过属于传统文化的启蒙层次。对经典的真正研究，尚未走进实践领域。即便是启蒙层次的经典，也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解释为基础，为我所用，急用先学，甚至简单附会的实践者较多。现实中的企业家和经理人，同民国时期的一批具有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实业界人士相比（如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等人），文化积淀的深浅立马可见。真正对传统文化具有内在追求的企业家，主要是靠自我感悟、反求诸己来体现中国式管理的传统精神，如文化水平不高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就是如此。而对传统缺乏敬意却又要充分利用传统的企业家，则更倾向于实用性的计谋和红色管理中的具体手段，而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把握和对革命传统的深度了解。

总体来看，中国式管理在实践中的发展要先于在学术上的发展。其成功在普及和培训，其不足在学术和理性。实践中的发展，也不是张謇那种读足了书而发愤救国的壮举，而是类似于当上皇帝的刘邦看到儒家礼仪维护自己权威的现实用途。在学术界，论对传统文化的信仰，多比不上民国时期孔教会的陈焕章；论对国粹的理性研究，多比不上梅光迪和吴宓等人的学衡派。甚至对中国式管理质疑和反对者，也多比不上民国倡导西化的陈序经和胡适。所以，中国式管理在这十几年的大发展，主要靠经济迅速增长的拉动和推进，而不是一种超越前人的自觉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