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讲了胡族的汉化，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的看到，并不是所有的胡人都认同汉化。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汉化的早期，也就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排斥汉化的势力远远大于要求汉化的势力，因此，前期的汉化主要还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在胡族的内部，大部分成员还是保守的、落后的，还认识不到汉化的必要性的积极意义，因此他们不仅极力维护本民族的落后文化，甚至采取各种措施拒绝汉化，其严重者竟不惜以暴力手段对抗汉化。在胡族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力之下，“五胡”政权几乎一无例外地都采取了防范甚至是排斥汉化的政策，从而造成了一种“胡汉分治”的政治局面。下面就依据陈寅恪先生等人的观点，谈一谈“胡汉分治”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看到，胡汉分治乃是一种历史现象，是胡族汉化过程中所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这是因为一个文化上整体落后的民族，它里面的先进分子对于汉化的意义和必要性，固然可能很早就有所认识，但是我们不能要求胡族所有的成员都同时认识到。只有当胡族的绝大部分人都认识到汉化的积极意义时，汉化才有可能成为他们主动的选择。在这之前，胡汉民族之间的隔阂、矛盾甚至是冲突，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华夷之隔或夷夏之防，只有到胡族完全汉化之后，才有可能消除。

十六国时期的胡汉民族隔阂十分厉害，汉人和胡人之间的民族成见很深，这表现在汉人和胡人两个方面。

从汉人一方来说，他们因为受到“夷狄之有君，不若之诸夏之无也”“夷狄人面兽心”等传统儒家民族观念的影响，从而对闯入中原的胡人本能地产生排斥和抵触的情绪，而且这种抵制的情绪往往根深蒂固，不容易改变。这里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

一个例子是范阳人卢谌（284—351，范阳涿县即今河北涿州人，曹魏司空卢毓曾孙、西晋卫尉卿卢珽之孙、尚书卢志长子，仕晋历任司空主簿、从事中郎、幽州别驾）。永嘉之乱、晋室南迁，出身北方世家大族范阳卢氏的卢谌，与清河人崔悦、颍川人荀绰、河东人裴宪、北地人傅畅都没有能够及时南逃，只好在羯族石氏建立的后赵委曲求全。石勒对这批汉人士大夫倒是不薄，卢谌等人在后赵、冉魏都获得了很高的官位，如卢谌分别官至侍中、中书监。

然而，卢谌等人却并不领情，不把在后赵、冉魏做官看成是荣耀，反而认为是自己的奇耻大辱。卢谌就常常对儿子们说：“我死以后，在碑石上只写上‘晋司空从事中郎’几个字！”大家要知道，“司空从事中郎”只是一个小得不值得一提的微末官职，根本无法与后赵、冉魏给他的高官重位相比，但是卢谌却宁愿别人称自己是晋朝的司空从事中郎，而不愿别人说起后赵或冉魏的官衔。卢谌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他只认司马氏的晋朝，而把在后赵、冉魏做官看成是奇耻大辱！卢谌并不仅仅代表个人，他对羯族石氏等胡族政权的态度，也就是中原汉族士大夫对胡族的态度！

与卢谌类似的，还有高瞻。高瞻，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渤海高氏也是北方著名的世家大族。永嘉之乱的时候，高瞻随崔毖（bì）逃到辽东。辽东是慕容鲜卑的天下，崔毖到辽东以后，接受了慕容廆的将军之任，但高瞻却称病不起。对于高瞻的价值，慕容廆当然心知肚明，因此，非常想把他收为己用，于是便多次去看望他。慕容廆抚摸着胸口说：“君之疾在此，不在余也。君中州之族，冠冕之余，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慕容廆确实很有见识，一语道破了高瞻的心病所在。不过，慕容廆依然没有达到目的，高瞻还是以疾病不堪驱使，谢绝了他的请求，这让慕容廆十分不爽。众所周知，慕容鲜卑的汉化较早较深，文采风流也颇引人瞩目，但是在高瞻那里，仍然“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由此可见，胡汉之间的民族隔阂是多么的难以消除！

在当时像卢谌、高瞻这样的汉人文士很多，他们要么以各种理由拒绝到胡族政权中做官，要么即使做了胡族的官，也心中怨恨，或是心中想着晋室，“身在曹营心在汉”乃是当时汉族士人的一种普遍心理。

再从胡族一方来说，他们的心态也比较复杂。面对先进文化，胡族一方面是羡慕赞叹，另一方面则由于自卑等原因而本能地加以抵制和排斥。对于那些到政权中任职的汉族士人，时时小心提防，唯恐他们心生不轨，越是汉化时间晚、汉化程度浅的胡族政权，这种情况越是严重。对汉人的猜忌、防范甚至是排斥，最后集中体现为国家政策层面上的胡汉分治，胡汉分治的情况普遍存在于当时的每一个胡族政权。

胡汉分治，自匈奴建立的汉赵政权，就已然如此。刘渊在建立汉政权的时候，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虽曾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汉化倾向，但实际上参与决策核心的，几乎全是匈奴人。也就是说，在内心深处，刘渊对于汉人还是提防的。对于汉人的提防戒备，到刘渊的继承者那里，就公开化了。如刘聪在位的时候，“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户，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到刘矅的时候，“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

刘聪、刘曜所搞的这一套，就是十分明显的胡汉分治。汉赵政权的统治者既称皇帝，又称大单于，一身兼有二任，管理着汉人与胡人。一方面，他们以皇帝的名义，下辖“左右司隶”“内史”这一汉官系统，管理的是“户”，也就是汉人的编户；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大单于的身份，统辖“单于左右辅”“左右贤王”，这个系统管理的是“落”，也就是部落，“六夷”胡人都是以部落为单位。由此可见，汉赵政权实行的是胡汉双轨制，也就是“胡”“汉”分两个系统进行管理，胡汉分治的双轨制的建立，就从国家政治制度的层面确认了胡汉之间的民族界限。

羯族建立的后赵，胡汉分治的情况，比起前赵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羯族的汉化程度比匈奴要浅的缘故。后赵的统治者同前赵一样，也都是既称皇帝，又称大单于的。在胡汉管理上也是分开的，为了管理汉人，石勒“加张宾大执法，专总朝政”，管理的汉官系统；同时又任命石虎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负责管理六夷事务。此外，石勒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要求称羯人为“国人”，可以说体现出浓厚的民族意识。

比如，石勒虽然对汉族的文化、历史很感兴趣，但不识字的事实毕竟局限了他的眼界，所以他尽管重用了汉人文士张宾（？—322，赵郡南和即今河北南和人）等人，但在许多政策上还是表现出更为浓厚的胡化色彩。例如，石勒曾在都城襄国的四门设置了十多所小学，但是学生全部从“将佐豪右”即胡族贵族子弟中选拔，从而就将汉人排斥在外；另外，在学习内容方面，“击柝之卫”即武事也占有很大比例。

后来的石虎，既是一个暴君，更是一个文化守旧主义者，他的民族意识更为强烈。石虎夺权之后，不仅将石勒时期所推行的一些带有汉化倾向的措施基本废止，而且对于汉人压迫变本加厉，可以说石虎统治的十几年间，乃是汉族人民生活最痛苦的时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石虎为代表的羯族保守势力在狭隘民族情绪的支配下，对汉族等其他民族进行了加倍的歧视和压迫。

胡汉分治的现象，在氐族建立的前秦、羌族建立的后秦及慕容鲜卑建立的诸燕政权等胡族政权中，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种情况表明，胡汉民族融合是很不容易，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