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提到了五种人，认为他们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意义的人，不供养光明正直的人，那么国家灭亡不足为怪。

1.​ 学者

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出自《五蠹》）

这是韩非子对儒墨两家的仁义说的最终结论，即讲究仪表服饰注意言语修辞，扰乱当代的法治，动摇君主依法治国的决心。韩非子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

古者大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出自《五蠹》）

首先，韩非子承认古代仁义治国是有效的（以周文王用仁义而王天下为例），但现在则不行了（以徐偃王用仁义而王国为例），这是因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以舜时用仁义可服敌，而共工时只能砍杀解决问题为例，得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结论），所以，“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仁义辩智不是治国的方法（徐偃王用仁义而国亡，鲁国用辩智而国削）。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出自《五蠹》）

现在和古代的情况不一样了，治国的措施也不一样了。假如想用仁宽之政治理现在的百姓，就像没有缰绳和鞭子去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带来的祸害。儒墨两家认为先王在司寇行刑时流泪来证明先王行的是仁政，其实他们误解了，起作用的不是先王的仁慈之心，而是刑罚。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出自《五蠹》）

就人性而言，都是畏权势的，很少人能被仁义感化。比如以孔子之贤，周游天下宣传仁学，可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个人，而已鲁哀公之庸钝，鲁国百姓却没有不敢不服从他的，即使孔子自己也是臣服于鲁哀公的权势的。现在的学者劝说君主，不是让君主依仗必胜的权势，而是让他致力于仁义就可以称王天下，这是要求君主都要像孔子一样，而世间的百姓都要想孔子的门徒一样，这怎么能行得通？

综上所述，既然仁义治国不可行，那么劝君主以仁义治国就是遗祸君主和他的国家了，所以才称其为“蠹”。

2.​ 言谈者

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出自《五蠹》）

那些贩卖嘴皮子的，制造谎言，借助外国的理论，谋求他们的私利，把国家的利用抛在一边。韩非子主要是指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非常认同韩非子对纵横家的评断，这个学派的确是以个人利益为至高准则，在这个前提下无所不用其极，专门割收“智商税”。

韩非子还是非常认真地论述了为什么言谈者为什么是害虫。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出自《五蠹》）

首先，君主们多喜欢言谈者的大道理和虚名，而对于其所言是不是有实效却不重视。在这种垂范效应下，全国都好言谈，谈先王、谈仁义，标榜清高，这样国家的政事就不免混乱了。即使对于法家之学（管子、商鞅）、兵家（孙子、吴起）之学，这些本是务实的学说，并且国内的民众也都藏有，结果也是国家越来越贫穷（管商的方法没有奏效），兵力越来越弱（孙吴的方法没有奏效），这不是法家、兵家的学说没用，是因为人们只是空谈，很少践行。说到底，是君主没有用验之于实效的赏罚来对待这些事情。空谈就可以获得荣华富贵，谁还愿意冒着辛苦和危险去耕种、去上战场呢？所以英明的君主以法令为教材、以官吏为老师，奖励切实的功效，国家自会富强起来。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求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出自《五蠹》）

韩非子把当时的纵横家看得很透彻，分析得也很透彻。

韩非子认为言谈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借用外国的势力，而谈论外交大事的大臣们则无非是三种其一，一种是连横者（事奉一个强国去对付其它弱国），一种是合纵者（联合众多弱国对付强国），一种是欲报复与其有私仇的国家的人。

主张连横的人认为不事奉大国，遇到强敌就会受到祸害。而实际上，事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好处，但必须先献出自己国家的地图，呈上国家的印章来求得军事援助。而献出地图，国家的土地就会缩小，献上印章，君主的名声就会降低，进而自己先国家削弱、政治混乱。这样，施行连横政策，还没有见到利益，却已选丧土、乱政。

主张合纵的人认不援救小国就会失去天下的信任，国家就危险了，君主地位也就降低了。而实际上，援救小国不一定有实际的好处。因为要先与大国为敌，而还不一定能保住小国；对抗大国就会被强国制服，兵败城失。这样，施行合纵政策，还没有看到利益，自己却先丧土败军。

事奉强国，就让主张连横的人借助国外势力在国内捞取官职；援救小国，就让主张合纵的人借助国内势力在国外取得好处。 这样，国家的利益还没有确立，那些纵横家却已先把封地和厚禄捞到手了；君主地位下降，臣子地位尊贵；国家土地被削，私人却更富贵了。事情若成了，安心纵横家凭借猎取到的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若失败了，他们就依靠已经获取的财务隐居起来。

君主用言纵横者，事未成而先与之高爵厚禄，事若败也无责于其，那么游说之士谁不会由此而搏一把呢？事成或事败，自己都有得而无失。所以君亡国灭者，都是被这些纵横之士忽悠的。被忽悠的根本原因是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的区别，不能洞察言论的对错，事败之后又无责罚。国家的安全强大不能依托于外交活动，而是要先推行法术搞好自己的内政。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出自《五蠹》）

韩非子进一步剖析认为，国家强大才是一切的基础，为强国出谋画策就容易，为弱国出谋就难，这是因为基本国力不一样，国力才是关键，连横或合纵并不是关键。所以周搞合纵对付秦国，一年时间就被秦攻陷了；卫国搞连横对付魏国，半年功夫就被魏灭了。假如周、卫放缓参加合纵连横的计划，先加强国内的治理，明其法度、必其赏罚，充分利用自身条件发展国力，劝励百姓竭力守城，天下各国即使夺取它们的土地所得利益也会很少，攻打他们则会伤亡惨重，就会害怕被其它强国有机可乘，虽强国也不敢进攻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