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意思与前面所举孔子问礼老子所主张的一脉相承：老子反对君主用礼、仁义等作为标准，去要求伙伴（古之“百姓”）、民众、天下都遵守礼仪、归于仁义，认为这种做法恰恰是让伙伴（或民众）与君主离心立德、天下混乱的根源。

老子理想的世界，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能说是无政府，但是个“无为的虚君政府”，是由圣人垂拱而治。圣人治理的理想方式，就是本章描述的，以百姓之心为心，而百姓呢，则关注圣人的一言一行，愿意以圣人之善者、信者为准绳，圣人对天下人一视同仁，都像是婴儿一样呵护。

这样的理想是空想吗？看一看西周最重要的两个封国的情形。《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

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後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国。两人上任后，姜太公五个月就向摄政的周公汇报，齐国已经完全接手，伯禽则三年后才汇报已经安顿好鲁国。

齐鲁之地，都是东夷之土，也就是说姜太公、伯禽代表周王室去统治过去商王朝的齐、鲁，他俩都是“外来户”，应该说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两位诸侯国君都是周王朝嫡系，是认真负责之人，不会向中央谎报军情。那么，齐国五个月就宣布统治成功，鲁国却用了三年，周公就问伯禽为什么这么迟？

伯禽说：我去鲁国后，改变他们的风俗，教导他们学习周礼，所以用了三年，才让鲁国人革除殷人习俗，习惯周礼，所以就迟了。周公又问姜太公为什么那么快就安定了齐国，太公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烦琐的礼仪，根据齐国当地的风俗让他们做事，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提高人民收入为目的，大力发展商业、手工业、养鱼、晒盐等增加收入的事业，所以周边的人都愿意到齐国居住、兴业。

姜太公，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齐国的奋斗目标，调动了齐国人民的干劲，齐国人民都忙着兴业过小日子，哪会有时间去闹事呢？周公听了之后，慨然感叹：以后鲁国恐怕要跟在齐国的后面了。政事不搞得简单容易，人民与执政者就不亲近；政事简单亲民，人民都愿意移民去那里。果然，齐国成了春秋时代的大国，鲁国在西周被灭后，成了周礼的守护者。

姜太公何许之人？周文王的谋士，周武王的老师，周成王的岳丈（国丈）。周公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周王室，流言四起，他的弟弟管叔、蔡叔、禄父（称三监）与被监视的卫国殷商遗老王族武庚，联合淮夷、徐戎等殷旧民叛乱。

周公亲自东征，并让伯禽负责讨伐淮夷、徐戎，授权齐国（姜太公）有“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之权。战斗三年，平定三监叛乱，归政于成王。周公是真正平天下的人物，是中国最早的统一帝国制度——周礼体系（宗法制）的创制者。西周政权真正取代商朝，经三年平叛后，才告一段落。周公的儿子，在鲁国也是按照父亲创制教导的周礼治国的，三年而后成，在此历史背景下，不难理解。

姜太公的治齐思路，与后来辅佐姜小白，让齐国成为春秋第一霸的管仲思想，原则上是一致的。奇怪的是，齐国的治理思想，特别是后来集结在《管子》书里的系统治国方略，没有成为此后任何一个朝代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历代研究的都越来越少，仅仅在西汉《盐铁论》时，照搬照抄了管仲“官山海，专渔盐之利”等国家垄断政策。反而是鲁国孔丘所倡导的礼制（三纲五常）思想，最后成了中国古代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

有人说法家是刑治（不是近代意义的法治，而是刑罚治国），儒家是德治。就德治来说，老子本章描绘的，才是真正的德治，而孔子（包括后世儒家）的德治，只能叫礼治——以烦琐的等级森严的礼仪，固化各阶层的权力（威）与权利（禄）。

韩愈（768—824年）不会同意我们对老子的看法，他在《原道》里，第一次对老子进行了彻底的攻击。韩愈首先把老子的道与德归入坐井观天的小道：

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先不论是否同意韩愈观点，韩愈敢于睁眼说瞎话把老子的道与德归入“一人之私言”，还说老子是“坐井而观天”，这份厚黑的功夫就不是一般人能干出的事。他接着阐述儒家的道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

韩愈把仁、义、礼、乐、法、先王之教等被老子否定的概念，按照儒家的理想社会治理模式阐述了一遍，然后贴上道与德的标签，论证这才是正统之道，而且编排出一个道统的传承线索：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这就是把儒家中断的道统，要自韩愈起再接上去，并阐述了圣人存在的历史必要性与必然性：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

上述圣人产生的阐述是儒家的基本话语模式，中西方相差不大，是反映了原始先民里的特殊人物，带领部族、部落乃至国家战胜自然、抗击争夺、发展生产的历史事实。但是，无限美化这些特殊人物的历史功绩，把后世所有的社会好事都归结到圣人（即君王）账本上，这就不是很傻很天真，而是很蠢很阴暗，是毫无头脑、不去思考、习惯奴性，或者想维持自己的特权的一种“伪思想”。这类伪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为统治者寻找各种理由，如果需要，他们也不惜将任何他们不喜欢列为非法。

韩愈接着批判庄子的话，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这里需要阐述一下庄子与老子思想的差别。《庄子·胠箧》：夫谷虚而川竭，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

庄子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成为后世道家对圣人的基本态度，实在是《庄子》的文学笔法太厉害，这样八个字概括的深刻思想与极端情绪，也是把文字的力量用到了极致的典范。但是，庄子对圣人的看法，并不符合老子的观点。

《老子》通行本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庄子看到的是这个老子版本，所以引申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极端观点。

庄子犯了个曲解老子的错误：老子并没有将圣人与盗贼联系在一起。从第十九章的本文里，并不能看到绝圣与盗贼无有的因果关系，但庄子抽去了中间环节（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等），直接把“绝圣弃智”与“盗贼无有”联系到了一起，而且形象化地表述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个提法不仅不是老子的本意，甚至可以说违背了老子的思想。

圣人在《老子》一书里出现了31次，圣人、圣人之治，在《老子》书里都是赞成的意思，除了第十九章出现一句“绝圣弃智”之外，老子书里没有对圣人的否定提法：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圣人常善救人，圣人无为故无败，圣人被褐怀玉，圣人不病，圣人自知而不自见，圣人为而弗恃，圣人不积，圣人皆孩之。

可见，庄子对圣人的态度与老子是不同的，从实际历史演变看，庄子对圣人的否定，影响了后人对老子的认识，甚至可以说，把原本属于老子的话语权，交给了儒家。

在本章中，老子对于圣人，做了清晰描述：圣人在天下也，歙歙焉，为天下浑心。百姓皆注其耳目焉，圣人皆孩之。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圣人的一言一行，都被天下人注意，老子看来这不是圣人的荣耀，而是圣人的责任。老子说圣人应该如何对待百姓？三个字：皆孩之，即都要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什么叫“孩之”？ 德篇第十四章（通行本第五十一章）：生之，畜之；长之，育之；成之，安之；养之，复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持，长而弗宰。是谓玄德（详见本书第十四章注解）。

这才是老子的圣人之德，岂是“此我祖宗之花息也”的家天下的专制君王所能做到？韩愈那点断章取义的儒家仁义，比之老子的道与德，才是“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

此外，《老子》文本里的“绝圣弃智”与老子对圣人一贯推崇的矛盾，在历代的老子注释里，也纠结争论的2000多年，直到1998年郭店楚墓老子竹简本释文公布后，才发现这一段老子文本竟然也是误传误写。郭店甲本：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虑，民复季子。

很多人据郭店本做出推论：老子本人并未否定和摈弃儒家的“圣智”、“仁义”等诸概念，而所谓“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显然为后来道家者流所改。这一事实从根本上推翻了沿袭二千年之久的老、孔对立或老子反儒的学案，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始的统一性（侯才：郭店楚墓竹简《老子》校读）。

侯才的说法，代表了郭店本出现后的一股观点，但有几个基本错误：第一，老子并不反对圣人，而是赞美圣人。这个不用郭店本也能看得明白；第二，老子反儒这句话就可笑，老子连孔丘都没放在眼里，如何去反所谓的儒家、儒学？老子的时代，儒学儒家还不知在哪里，如何反？倒是有历史材料证明，老子不是反儒，是根本看不上儒家那一套（子之所言，其人与骨皆朽矣）；第三，传统文化源始的统一性，这个想论证的“靶心”就莫名其妙，为什么要论证源始的统一性？难道丰富多彩的差异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源始的精彩所在？

我们回到《老子》，可以非常确定一点：老子对圣人并没有持反对、否定态度。所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提法，与老子思想无关。

另外还得说明一句，老子与孔子、庄子乃至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等人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老子思想的对象是圣人，也就是要治大国、取天下、安天下的人，其他如孔子等，谈话对象是服务君主的良臣或想做官的士人。老子对于君王，是耳提面命的训诫；孔子等对君王，只能是旁敲侧击的诱导。

老子不是帝王术，甚至说是帝王学都不准确，《老子》一书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取天下、安天下之道。

老子的天下，与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的《理想国》一样，都是一个道德乌托邦。《理想国》的哲学王与《老子》的圣人极为相似：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

不能简单认为柏拉图的哲学王是空想，罗马帝国还是出了几位喜欢哲学的皇帝，最著名的是马克·奥勒留（其主要著作是伦理学哲学思想集《沉思录》）。《管子》与《老子》这两部著作，是中国古代（秦朝至于民国）思想史里，被严重低估、误解、歪曲的伟大著作。儒法墨等各派的社会思想、治国思想，很少有超过《管子》的内容；而《老子》，是战国之世道家、儒家、墨家、阴阳家的思想源头。

西汉的黄老之学、魏晋玄学、唐初扶持道教，是对《老子》的三次重大回响。韩愈开启、宋明理学延续的弃老尊孔，“中国”（此处特中唐以后的中华帝国）不仅放弃了《管子》，更放弃了《老子》，选择了以儒（孔子）为尊（尤其是科举制以十三经为教本），杂糅法家（韩非子）、佛教。管、墨基本消失，老庄文人化，道教巫术化，成为非主流思想。

儒家在中唐（武则天称帝起）、宋元明清（690—1911年）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但这个帝国恰恰是中国的“中世纪”，时间与欧洲中世纪（476年—1453年）部分重叠。欧洲中世纪的思想蒙昧，比儒家中世纪的中国更严重。

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英法国启蒙运动、德国古典文化（哲学、文学、音乐），欧洲从18世纪开始，思想复兴与工业革命、科学革命三股新生力量重叠发生，至19世纪中叶，一举成为“重塑世界”的力量，同时期的中国却还停留在儒家中世纪。东西文明的高下，由此此消彼长，中国进入百年（1840—1976年）溃败的历史大调整。

怀特海（1861—1947年）在《观念的冒险》里说：全部西方哲学传统都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中国古代思想史对于老子思想的忽视、误读（扭曲）与片面化、边缘化，是极为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