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行为》就是西蒙推动管理学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成果，广义上讲也是推动社会学领域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成果。相信很多社会读者在开始接触这本书的时候都会以这样的感觉：一是哲学层面的思考，有点儿玄；二是逻辑分析与概念表达，不好理解；三是似乎没有给出具体的实践指导，不知道它有什么直接用处。我想，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展开一些探讨，并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一定的回答。

首先，我们面临的困惑与我们大脑中对科学理论的固有认知有关（别忘了，这就是西蒙所说的模式！）。吴盛国先生在考察东西方科学发展史时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它极强的实用性。……一旦现实不提出直接的要求，它就没有发展的动力。这一点与希腊人所开创的科学体系完全不同，希腊人不讲实用，为理论而理论，这就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的空间。200”而西方的近现代科学极大地受到古希腊哲学，特别是自然主义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经由伽利略、培根、笛卡尔、牛顿等不断地演化和丰富，形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这种思维模式支配下，能够称之为科学的理论应当具备以下3个突出特质：（1）逻辑是构建理论的重要武器。理论产生首先不是以实践的需要而推动，而是以通过推理发现原有理论在解释事实时所表现的不足或者逻辑漏洞为前提；（2）但依靠逻辑推理而构建的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经验的检验，否则只能是一种假说；（3）概念间关系的数学表达是现代科学知识的典型特征。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数理建模。尤其是第一点，我们不能用一个理论“有没有证明自己在实践中有用”这个标准来判断其科学性，而是首先看它的逻辑体系对世界真实性的解释力。

按照这样的模式来考察，西蒙的《管理研究》具备这样的科学品格。在《管理行为》这本书第3章的开篇，西蒙就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要使用非常基本的原理来回答这些问题，这本管理书的前言就必然是一篇更长的哲学论述。我们需要的观点倒是很容易在哲学文献中找到。所以可以把某个特定的现代哲学学派——逻辑实证主义得到的结论当成起点，来考察它们对于决策理论的意义。201” 在该书的第11章“组织的剖析”中，西蒙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本书主要论述组织‘解剖学’和‘生理学’，并不打算涉及任何如何解决组织弊病的问题，本书涉及的领域属于组织‘生物学’而不是组织‘医药学’。202”读者还可以在该书的“附录”一章看到西蒙对“什么是管理科学”这一问题的回答。在西蒙看来，管理科学可以分为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而他把自己这本《管理行为》归为管理领域的理论科学，是一本“描述管理型组织面貌和运行状况”的书，而不是一本关于如何做好组织管理工作和改善组织运行的书。了解上述关于科学理论的界定，我们才能理解西蒙为什么这么说；同时，只有接受了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的判别标准，才能产生对西蒙理论的科学审美，才不会对它的作用产生怀疑。

其次，我们传统文化中逻辑思维的缺失（注意，这还是西蒙所说的模式问题！）的确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这本书的理解。逻辑思维的不足和我们的科学技术体系的特征是相互关联的。一直到晚清时期，我国的语言体系中并没有“科学”这个词汇，而与之类似则是《礼记·大学》所提到的“格物致知”，从宋代理学家朱熹开始，“格致”一词被用来表示“通过穷尽万物之理而明心中所具之理”。这个词与西方文化中“科学”的含义基本对应。而科学在西方的发展与逻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思维的不足，杨国荣先生有一段十分精当的论述：“按照正统的观点，科学始终只是‘技’，而有别于‘道’，学术的正途是体察形而上之道，而不是科学研究，至宋明时期，甚而有时视研习具体科学为‘玩物丧志’者。与这一文化传统相联系，形式逻辑长期受到冷落，后期墨家虽已提出了一种形式逻辑的体系，但很快便成绝学。魏晋的明辨思潮，只是昙花一现。唐代传入的因明（在古印度发展起来的逻辑学。梵文Hetuvidya。引者注），但却后继乏人。明清之际，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得到介绍，但问津者亦寥寥。直到近代，与实证主义思潮的崛起相对应，科学的价值才从哲学的层面上得到了肯定，而形式逻辑与科学方法也相应的越来越受到关注203。”认识这一点，对我们的意义在于：（1）在对这本书进行解读时，我们尽量用较为容易理解的实例来解释相对抽象的概念和命题；（2）同时也提醒希望进一步研究西蒙理论的广大读者，逻辑知识这一课还是要尽量多补一些。

为了从一定意义上解决这个难题，还是让我们借助一段科学史上的故事加以说明。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是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形式逻辑的首创者。亚里士多德认为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天然运动，一种是受迫运动。轻的东西有“轻性”，如气、火，它们天然向上走；重的东西有“重性”，如水、土，它们天然往下走。按照天然运动理论，可以得出“重的东西下落得快，而轻的东西下落得慢”的结论。

注意，尽管现在稍微有一点物理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个结论是错的，但在当时没有人挑战这一观念，因为它逻辑上没有问题。

大前提：“重性”是天然向下走，“重性”越多，向下运动越快

小前提：重的东西比轻的东西“重性”多

结论：重的东西落地比轻的东西快。

这一认识被伽利略颠覆了！很多人都记住了伽利略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但实际上伽利略最开始恰恰是从一个逻辑推理开始批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他设想一个重物（如铁球）与一个轻物（如纸团）同时下落。按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当然是铁球落得快，纸团落得慢，因为铁球含有更多的重性。那么，将铁球和纸团绑在一起下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伽利略给出了两个逻辑推论：

第一个推论，绑在一起的两个物体构成了一个新的更重的物体，它的重性越多，因此它的速度应当比原来的铁球还快；

第二个推论，铁球和纸团绑在一起，铁球（重性多）的下降速度会被纸团（重性少）的下降速度拖住而变慢，纸团的速度又受到铁球的速度的牵引而比以前更快，这样绑在一起的两个物体，最终会达到一个平衡速度，这个速度比铁球的下降速度小，比纸团下降的速度大。

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结论！因此，他猜测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前提有问题。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速度与其重量有关的说法值得怀疑。

由此，科学史上才有了后来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

也由此，才有了后来经典力学中关于自由落体运动的数学描述h=1/2 gt2204。

这个故事再次告诉我们：第一，宏观物理学中关于自由落体运动的科学理论，不是直接产生于实践的需要，伽利略首先是通过逻辑思维的力量发现了亚里士多德原有理论的不足；第二，尽管逻辑是强大的思维工具，但它本身并不能证明理论是否正确，科学理论是需要进一步实验验证的；第三，所谓好的理论是概念间关系的数学表达，这是现代科学知识的典型特征。最近韩启德院士在一次演讲中给出了关于“科学”的四种界说，并给出了一个自己的定义：科学是继承古希腊理性传统，经16-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而形成的，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相结合的思想系统和知识生产过程以及相应社会建制205。演讲中所提到的四种界说与我们对管理科学的讨论都有关系，但他给科学所下的定义更具综合性。其落脚点是“思想系统和知识生产过程以及相应社会建制”，而其中的关键限定词是“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这正是我们这里所反复强调的。

正是这样的科学品格，给了西蒙借鉴和剖析传统管理理论的独特眼光。在对古典管理理论进行评价时，西蒙指出：“管理文献中固然不缺乏‘理论’，也不缺乏描述性的和经验性的研究，它缺少的一直都是这两者之间的桥梁。206”在仔细研读切斯特·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得到重要启示的同时，他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如果这个领域要真的成为科学的领域，就非常需要系统的观察和实验。207”

也正是这样的科学品格，给了西蒙对其理论的高度自信。在第4版的导言中，西蒙对该书的宗旨和全书的结构进行了总体介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十分醒目：“第4版同前几版一样，正文内容没有太大变动，因为我认为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有保留价值。《管理行为》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可靠的港口，让我可以远航去探索人类决策行为的真知……从《管理行为》持续被人们广泛阅读和引用的情况来看，它显然也同样帮助了很多人。208”在第11章“组织的解剖”的结论部分，他又总结说：“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的管理原理，但是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和描述管理状况的框架，以及管理型组织提出合理化建议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集合，此外它还说明，目前人们接受的许多管理‘原理’都存在内在的模糊和相互矛盾的缺陷。209” 是的，西蒙的确没有像牛顿一样发现并概括出类似于力学三大定律的管理原理，也没有像罗蒙诺索夫和拉瓦锡一样提出类似于质量守恒定律的管理活动规律，但他给出了分析组织管理问题的体系化框架。这已经是该领域巨大的进步了！

最后，我还是要提醒一点，科学理论不是以实践的需要为自身价值的评判依据，但这绝不是说科学理论没有用。阿基米德的浮力定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哪一个没有用？哪一个对人类进步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只是说，我们不能用狭隘的、直接的、或者暂时的出发点对它们的价值予以评判。

如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21世纪20年代，距《管理行为》一书的首次出版已经过去了70多年，西蒙的思想依然在持续地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专业研究人员和管理实践者。毫不夸张地说，《管理行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