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可以明智，所谓智并非凭空发明什么，只需要冷眼的洞察即可得到。

韩非子肯定是个喜好读史者，看春秋、战国的历史，很容易就发现很多国家和君主灾难的发端，恰恰就出在君主最宠爱的人身上。所以，针对这个问题，韩非子专门写了《爱臣》篇。

1.​ 爱臣太多的风险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徒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徒其威而倾其国。

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候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管主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则终于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识也。

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候之博大也；晋也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此类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从此术也。（出自《爱臣》）

韩非提出有四种情况会威胁到君主，即爱臣太亲、人臣太贵、主妾无等、兄弟不服。韩非子举了很多案例佐证这些道理：商纣王的灭亡、周王室的衰弱，都是因为诸侯坐大了；晋国被魏、赵、韩分掉，齐国的吕氏被田氏取代，都是因为群臣太富有；晋国骊姬之乱，太子申生自杀，重耳、夷吾逃亡，则因主妾无等；燕国、宋国都发生过臣弑其君的情况，也都是这个道理。

欲望因境而迁，水涨则船高，得寸则思尺，见软土则深掘，此人情也。得之难则贵之，得之易则贱之；爱之斗米则养恩,爱之以担米则养仇；此亦人情。不可谓人人当其境必生此情，但有人当其境则有此情则必矣。

【评】：

君主应知此理而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是守常。同时又要因实际情况、实际人物而采取或厉或宽、或紧或急、或显或隐的措施，这叫知变。若不知变，死执此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则属私心过重，易失德造事，明君亦不为。

2.​ 如何防范爱臣之失

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尽之以法，质之以备。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谓威婬。社稷将危，国家偏威。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军不得私贷于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从，不载奇兵，非传非遽，载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者也。（出自《爱臣》）

韩非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尽之以法、质之以备”。

尽之以法，即立法要考虑周全，使有法可依，有法则必须依法，使执法必严。质之以备，即未雨绸缪，提前预防。具体说来就是大臣再尊贵，也不能在城市中明目张胆地炫耀威势，不能把士兵作为自己的私属，不可以搞私家朝会，军队将领不可以和外国有私交，仓粮不可以私自借给私家，大臣车辆上不能私自携带武器等.有触犯者则“不赦死、不宥刑”，严惩不贷。事实上，质之以备的核心体系方式就是事前立法。

现实中，做到“尽之以法，质之以备”的关键在于最高领导者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如果最高领导者认为没有必要针对自己情感上所爱所亲的人立法，万一出了问题就做“私事”来处理，那么这个问题在这个组织内基本是无解的。古语云：天子无私事；事实上，即使一个企业这样的组织摊子足够大时，“老板无私事”这个道理也是适用于它的。

【评】：

都知道韩非子“法术势”并重，在韩非子提出以“尽之以法”应对“爱臣过则危”这件事上，则充分体现了韩非子以“法”为三者根本的观念（后世君主则多以“术”为主做出应对），韩非子之远见于此可见，韩非子人格上的“正”于此可见，韩非子守常知变的“活”，也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