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真理内涵，至少在今天，经常来自对不可能性的觉醒。尤其是笔墨的文人艺术，书法或山水画，不得不面对自己历史文化的（不）可能性条件。在现代化的压力下，中国文人的生活方式几乎一无所剩。对文人文化之当代性的反省则必须面临此一无余的绝境。蒋三石面对笔与墨、对山水画的实验性探索，也从什么都不可能的经验出发。将蒋三石的绘画放在台湾历史文化脉络之下，并思索其历史文化的可能性条件，首先涉及「外省第二代」的文化意识。当然，对理解石上水墨，此历史文化脉络仅是模糊的背景。但笔者认为有提及的必要，因为一方面，台湾文化气氛的改变，对文人画的实验性转化具有不可或缺的鼓励作用；另方面，则因为蒋三石的石上水墨系列乃来自人与自然的互动，易导致历史文化因素的被忽略。石上水墨的产生所蕴含的内在动力，实乃顺着当代台湾的历史文化条件，但同时却能摆脱这些条件，指向目前已开始萌生的一种可能的未来。蒋三石的山水画脱离了台湾社会的杂乱现象，但或许正因为拒绝了呈现台湾社会的浮躁和恐惧，而容许对文化发展逻辑的微观察觉。

水墨画在今天还有任何的真理内涵吗（即阿多诺《美学理论》所谓的Wahrheitsgehalt）？水墨画不是被命定为封闭的特殊主义，并陷入文化认同政治的符号化危机？笔者揣想，蒋三石山水画的真理内涵来自跨文化的性质。石上水墨中的跨文化涵意，尤其表现在身体的层面上。蒋三石在将近十几年的准备过程中，逐渐摆脱了对自我控制的要求，即摆脱了从小影响她对书法和水墨画的态度。她吸纳行为艺术的方法，连接情境的自发性与实验性的绘画技术（除了毛笔之外另使用许多其它自然素材当画具）。与超现实主义者的自动书写不同，蒋三石的自动绘画不是心理主义的。关键不在于取消意识的自我控制，以表露被压抑的欲望和无意识的原始冲力。无疑，对深层身体冲动（包含性欲）的肯定属于绘画的可能性条件，尤其是对抗填鸭教育的身体规训。

对装饰性的拒斥与绘画活动的自由自在相呼应。身体的状态乃展现出与中国主体性观念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关系。在气的身体观或气化主体的脉络下，「心」或「神」或「理」总是扮演主宰的功能。「气」的容纳，在精神与形体的关系中，避开了欧洲身心二元论的许多弊病。尽管如此，气化主体的观念应如何响应现代转化的挑战，并非易于回答的问题。

虽然石上水墨的作品与1950至1960年代的抽象表现主义或不定形艺术有所呼应，却不应将蒋三石绘画的现代性质化约为意识主体的消除，以及无意识之偶然运作的接纳。抽象表现主义，尤其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行动绘画和罗斯科的气氛绘画，充分展现了艺术中的身体探索，将身体优先性的哲学命题进一步容纳到艺术领域，使得身体的活动及气氛的营造取代对再现、图画结构或主客关系的着重。在身体的优先性中，主体性（即自我与自身的关系）乃获得崭新意义：精神不再优越于身体，或说精神性与身体性的等级结构被瓦解。在艺术中，身体的敞开符合价值重估的倾向，使得哲学对身体的承认在艺术中获得具体的实现。然而，对主体性的理解，不再仅是从精神出发，而是同样亦能从身体出发的趋势，直到今天，实赋予身体解放一种必然要打破精神束缚的强制性：身体的优先性与越界态度的崇拜总难脱离关系，也因此创造性与越界常被绑在一起。

笔者在蒋三石的作品中看到从身体的偶然性到自然性的过渡，并将此过渡解读为从解放中解放的经验。第一层解放涉及欲望或冲动能量，身体能量从意识或理性的压抑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在艺术上主要以表现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的方式呈现。然第二层对解放的解放则意味着辩证的逆转，涉及艺术的非表现或非主体的运作。偶然性的接纳乃试图减少或取消意识主体的介入，以及对艺术作品的控制，但仍然涉及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与此不同，蒋三石绘画过程中的自然性，便在主体化与去主体化之间产生动态平衡。绘画过程由去主体化开始。主体要放下意向性或特定的构图，进入放空状态，毫无保留地投入自然情境的当下：石头、水、光影、气候、植物的姿态或自然的气味。对自然环境精微变化的观察，逐渐让自然物的对象性消失，使自然成为生机生物的世界，让自然气化与气化主体发生感通。放空的准备阶段也就是一种自我敞开的过程，有时很快速完成，有时长达几个小时。兰溪的自然环境，根据不同气候或强或弱的水流、富有野趣的植物和石块、两岸陡峭的石壁、树叶、蝉、鸟、青蛙等各种声响，有助于离开尘世而沉浸「非人间」的情境。

如此，去主体化摆脱主体的同一性向度，使得主体的非同一性向度打开。由此观之，去主体化也是主体性的构成部分。在自然环境中，与自身自然的和解便能发生，而绘画成为此过程的痕迹。一旦缺乏与自身自然的和解，完满的主体性（gelingende Subjektivität）是否可能？主体性的完满，若缺乏与「自然异托邦」（natürliche Heterotopie）的关系，缺乏与在此世的内在性之中的超越场所的关系，又是可能的吗（此处便显现出中国山水画的异托邦性质）？进一步提问：因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究竟有助于自己与自身自然的和解，那么外在自然的破坏是否让完满主体性不可能实现？

《启蒙的辩证》在有关荷马《奥德赛》（Odyssey）的解读中，提出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藉由「主体性的原始历史」，走出以自然控制（控制自己的自然与外在的自然）为基础的主体性模式。在阿多诺的哲学活动中，寻找一种不再与同一性捆绑在一起的主体性，乃成为《否定辩证法》及《美学理论》的核心主题。藉此，新的主体观念从而萌生。就此而言，自由不再单单等于摆脱冲动能量或身体活动，不再等于理性的自我控制。自由现在便包含一种能力，即体认自我控制的强制性，以及让冲动能量及身体活动的内在动力发生的能力。于是，阿多诺也无法接受单是奠基在同一性之上，或单是抛弃同一性，而将自身丢入非同一性之中。以自我控制为自然控制的批判方向，乃不意味着对自然的天真的回归，或启蒙与自然的非辩证对立。用哲学家伯梅（Gernot Böhme）的词汇说法，身体存在（Leibsein）及自然存在（Natursein）成为主体修养工夫的真正任务。主体性的自我启蒙导致主体性概念的转化。主体性乃是指同一性自我与非同一性自我的沟通。在此意义下，蒋三石的绘画有助于体会何谓「体任主体中的自然」，如何透过对自己自然性的觉醒来超出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