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与协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车轮，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社会分工，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工作。人们在狩猎中就开始了原始的分工，男人负责狩猎，女人负责照顾老人、孩子。从原始的结网捕鱼、男耕女织到大量专业工匠的出现，分工与专业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

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工业革命的影响最广泛、最深刻。如果说从采集、渔猎到农业、畜牧业是人类适应自然的过程，那么，工业是人类主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

工业文明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社会”，人们走出家庭，离开村庄，进入企业、进入车间班组，成为各种组织中的一员。企业、车间、班组的作用与地位逐步代替了家庭、家族的关系，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

在工业社会，人们生产的东西叫商品，生产的目的是出售而不是直接使用，生产者关注商品的价格和成本，购买者关注商品的品质和使用价值。不同的人由商品联系在一起，有了商品关系、经济关系。每个人都成为社会这台大机器的一个零件，就像一组组齿轮，在彼此的啮合中相互依存、传递能量、创造价值，工业化的本质是专业分工与组织化。

（一）分工带来的效率

300年前，英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介于传统手工作坊和现代化工厂形式之间的资本主义工场出现，生产效率获得了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提高。在英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亚当·斯密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即国家的财富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些年财富创造的效率这么高？他做了大量研究，并于1776年将他的研究结果写成书，这本书即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他在《国富论》中对生产效率提升的原因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即劳动分工导致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通过一枚别针的生产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新型生产方式的效率来源。生产别针需要截丝、打磨、弯曲等18个环节，在传统手工作坊里，18个环节由一个人完成。一个人先把钢丝截断了、再拉直、再打磨、再弯曲……最后成形，一个熟练的老工匠，一天最多能做20枚别针，如果是一个新手，10别枚针恐怕也做不了。

但是，在当时的英国，亚当·斯密发现有些工厂采用了一种新型的生产组织方式，这种方式把18个环节分成18道工序，分别由18个人负责（也有10个人负责的小工厂）。每个人专注于自己的职责，认真而高效地完成自己的工序，拉直的就只管拉直、打磨的就只管打磨、弯曲的就只管弯曲……一天下来能做多少枚别针呢？18个人一天能生产86400枚别针！平均每个人能制造4800枚别针！生产率比原来提升了240倍！工人还是原来的工人，工场还是原来的工场，别针还是原来的别针，唯一改变的是生产组织方式，由集体分工替代了个体单干，生产效率也随之改变。亚当·斯密的这个发现被誉为帮助人类揭开了财富创造的密码，人类的财富创造能力从此开始大幅度提升。

为什么组合起来效率就能提升240倍呢？亚当·斯密发现，第一，分工以后，每个人只管一道工序，不用在十几道工序之间来回转换，可以节省大量工序转换及工具更换的时间；第二，每个人长期专注于一道工序的作业和研究，容易积累专业知识和技能；第三，分工以后，每个人的工作由复杂变得简单，原来不可能发明一个机器同时做完18道工序，现在却可以发明18个工具分别完成18道工序。机器和人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毫无差错地做重复性的工作，而且毫无怨言……斯密用严谨的分析一层层地剖析了效率提升的因素，揭示分工的效果和财富的密码。

后来，查尔斯·巴贝奇进一步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他指出效率提高的原因：

（1）节省了学习时间；

（2）节省了学习中消耗的材料；

（3）节省了工序转换的时间；

（4）节省了变换工具的时间；

（5）熟能生巧；

（6）使用高效率的专业化工具。

巴贝奇还指出，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一样可以进行分工，如法国桥梁和道路学校校长普隆尼把工作人员分为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三类，把复杂的工作交给有高度能力的数学家去做，把简单的工作交给那些只能从事加减运算的人去做，从而提高了整个工作的效率。

亚当·斯密所揭示的道理在生活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原来做一件高档雕花红木家具，需要一个工艺大师积累几十年的经验和技术，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但是现在，我们通过劳动分工，把雕花红木家具的制造分成几十个简单的环节，每人只从事一个环节的工作，一些从技校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快速地制造出来。原来只有工艺大师级人物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普通人就能够做到。这就是现代人的聪明之处，也是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现代企业快速创造财富的核心原因。

工厂内部的分工只是分工形式中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分工形式就是市场化的分工。生产别针的企业除了在内部对制造别针的工作进行分工外，还和外部需要别针的农民、牧民、渔民、宾馆从业者、面包师、制衣工人等形成了分工。这些需要别针的人不用自己生产别针，只需向生产别针的企业购买就行了，而生产别针的企业需要消费的粮食、牛奶、鱼虾、面包、衣服等也不用自己生产，只需向专业的生产者购买就行了，这就是市场化的分工。市场化的分工是更古老的分工形式，人类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大的社会分工，比如，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的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分工、商业从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的分工，每一次社会大分工都对当时的社会生产效率起到了较为重要的提升作用。

工厂之外的市场分工体系和工厂之内的组织分工体系，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全面的分工体系。在分工的过程中，专业知识得到了积累、专业技能得到了锻炼、专业工具得到了发展，最后，专业化生产的大机器得以发明和应用，人类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二）协作带来的效率

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确实让人信服，它有效地解释了生产效率提升的基本机理。亚当·斯密所陈述的一系列理由都还只是一种效率提升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必然转化为切切实实的生产效率。真正地转换成效率，还需要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即劳动分工之后的协作，即劳动协同。没有有效的协同，分工所带来的诸多优势就无法真正转换成现实的效率。

还以生产别针为例，在一个人做完全部18道工序的时候，不需要特别的协同组织，因为人的大脑会自动组织四肢进行协调。但是，分工以后的协同就不一样了，分工之后是18个大脑、36只手，如何把这么多的脑与手协同起来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想一想，如果分工以后，18个人各干各的，互相之间根本不配合，可能连20枚别针也生产不出来，这样一来，分工就不是促进效率提升，而是导致效率的倒退。市场化的协同是通过价格机制进行的，参与分工的各方通过议价谈判的方式自由买卖，交易的价格就是买卖双方协商协同的工具。市场交易是一种协同方式，人们通过在市场上的平等议价、自由买卖实现互通有无、相互协同。

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罗纳德·哈里·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用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展示两种不同的协同方式，即企业内部管理协同和企业外部的市场协同。包政教授把市场交易的协同方式命名为“自协同”的方式。与之对应，还有一种协同方式是“组织协同”，即各个市场交易主体内部的协同。工厂内部的协同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复杂性，直到作为企业家和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的出现，才作为一个重要命题得到应有的重视。切斯特·巴纳德在其《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系统提出，包政教授将其命名为“管理协同”。

巴纳德指出组织内人与人之间的有效协同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必须进行管理。要想达到有效的协同，组织成员之间必须确立共同的目标、必须建立顺畅的信息沟通系统、必须拥有足够的贡献意愿，这些都必须经过管理职能的履行才得以实现。其中，每一个条件的实现都不是容易的事，都需要经理人员的卓越才能、正直人格和辛苦努力，都需要耗费组织的资源，增加组织的成本，削弱组织的效率。在实践中，企业不可能无限地扩大规模，企业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就存在效率递减的现象，即规模不经济。这是因为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有问题，许多组织寻求协同的努力是无用的。

切斯特·巴纳德的组织协同理论弥补了亚当·斯密分工理论的缺陷，同时也提出了组织管理的重大命题，即组织分工之后的协同问题是组织效率提升的前提条件。相对于分工而言，协同比效率提升更重要。

【延伸阅读】对效率的探索

美国经过南北战争（1861—1865年）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的发展，到1900年，美国人口达7600万，其中职工达2700万。许多工厂发展为生产多种产品的大企业，由于管理落后，企业的产能不足60%，企业主采取延长工时的做法也引起工人的反抗。于是，一批以泰勒为代表的美国机械工程师转向工厂管理，发起“科学管理”的效率运动（Efficiency movement），开启了现代企业管理的实践。

起初，效率工程师企图通过改善生产作业流程提高效率。不久，他们意识到生产作业工人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机器设备、原材料和作业场地，他们的工作行为受自己的动机或心理因素支配。因此，不能像对待机械装置那样驱使人工作。然而，这些效率工程师没有自己的管理理论，只能借用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把工作中的人定义为“经济人”，发明了“计件工资制”，企图通过简单的经济利益杠杆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协调人和人的工作行为。结果事与愿违，工人们对不断降低的“工资支付率”表示强烈不满，并采取集体怠工予以抵制。

泰勒认为，必须采用科学的管理手段建立劳资两利的条件或基础，减免冲突。泰勒相信，只要减少多余的动作，就可以减少单位作业时间，从而减少劳动消耗。在劳动消耗一定的前提下提高产量，或在产量一定的前提下降低劳动消耗，用科学管理的方法缓和劳资矛盾，实现劳资两利。然而，结果令人失望，1909 年，威特吐温兵工厂引入“泰勒制”，1911 年爆发工人大罢工。劳方认为，效率的提高并没有给工人带来实际的好处，相反，导致收入差异上的不公正，以及管理上的专制，把工人当作机器附属，无视人性等。至今，人们依然把“泰勒制”和“血汗工厂”联系在一起。

因此，必须在总体上、在组织的层面上，有效地处理各方的利益关系，保持各方利益的均衡，才能维持组织内的长期合作关系，谋求企业长期的稳定和发展。

【延伸阅读】艺术的分工与协作：深圳大芬油画村

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深圳案例馆内，藏有全世界最大的“蒙娜丽莎”像。它由999块相对独立的像素板组成，通过被解构像素，模拟在视网膜上的成像。这幅名为“大芬丽莎：这不是蒙娜丽莎”的创意作品特别引人注目，作品长43米、高7米，整个画面达300平方米。

这幅高墙一样的巨作，是由大芬村507名画工历时4小时在999块画板上分别绘制后拼接而成。深圳案例馆要展示的大芬油画产业工业化分工协作模式，也暗喻了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即使在艺术创造中也不例外。一副油画作品像工厂流水线一样绘制完成，这正是0.4平方公里、有着300多人口的大芬村油画产业的缩影。

油画是一门“高大上”的艺术。深圳大芬油画村，它的油画占世界的6成，2012年产值达40亿元，至2015年，预计年产值将达100亿元。这个文化产业模式是什么呢？

大芬油画村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大芬社区。核心区域共202栋原村民住宅，村内却聚集油画从业人员约6000人，加上周边社区从业人员约2万人。说起大芬油画村，人们首先提起的是香港画师黄江。25年前，黄江把油画加工出口模式引入深圳，因而被称为“大芬油画村”开创者。中国的油画行画（从国外引进的一种艺术品复制的方法，以临摹世界名画为主，是欧美文化消费品之一）是由韩国和中国香港流行进来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香港的画师月薪在20000元左右，这让画商们吃不消。中国内地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画商们，于是韩国和中国香港的画商们开始在广州和深圳开厂授徒，用同样的工价可以支付大约20名画师的月薪，油画行画开始在中国内地兴起。1989年，黄江带着26名爱徒来到大芬村。因为成本低，“薄利多销”的黄江，生意好得不得了。有时客户一个订单就是10多万张画，一天能进账几十万元。

看着红火的油画加工出口生意，村民们开始“眼红”了。不少人让自己的小孩学画去。于是，黄江的画工队伍不断壮大，最多时将近200人。他用当时普遍的“特区加工模式”——“流水线工序”，采取专业分工和高度协作的方式，一个工位就画几笔，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每位画工在特定的领域内成为专家、工匠，其他的内容由其他人配合完成，就像流水线生产一样。专业分工快速提高了画工技能，同时，也减少调颜料、换笔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将一幅画像汽车那样分解成一个个零件，由一道道工序完成。既保证了油画的品质，又能提高作画效率，大大降低了油画成本，让大师名画落入寻常百姓家。黄江的画坊每个月可制造出至少10万幅油画。

1995年左右，黄江的很多亲密弟子慢慢成长起来，耳濡目染之余都学会了这套商业流程。有些徒弟因帮黄江完成大订单而“自立门户”；有些翅膀硬了要“单飞”；有些干脆“复制”老师的方式，开画廊做起海外生意……很快，几千名画家、画工聚向大芬村，画廊裂变为600多家。

随着越来越多的画师或画工纷纷在大芬村安营扎寨，在黄江之外，又出现了两家规模较大的专门经营油画收购和外销的画商，每个画商的周围都聚集了一批专门为其供货的画工。大芬油画村的规模一年年地扩大，名声也一年年地提高。

那时，大芬油画村的模式极其简单，一间间的行画作坊里，画工们临摹凡·高的《向日葵》、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等世界名画。这些价值几千万美元的名画，大芬村的每个人每天都能克隆出10幅左右，他们卖给画商是100元，如果运到美国能卖几百美元。每个作坊都是一个师傅带着几个徒弟，稍大的作坊已开始企业化运作，并采用流水作业方式生产行画。

大芬油画村以油画为主的各类经营门店近1300家，居住在大芬村内的画家、画工1万多人。大芬村的画师中，有不少是各省市美术家协会的会员甚至副会长，有30%的画师毕业于正规的美术院校。它已经形成了一条相当完整的油画销售产业链，从油画到画框甚至挂钩都可以一站式采购，商业画的品种除了油画、水彩、国画外，更覆盖了刺绣、剪纸等。

“大芬模式”就是把油画从艺术转化为产业的过程。“大芬模式”有完整的产业链条，画工、画师、画家、画商、代理商和经纪人分工明确，职责到位，他们构成了大芬油画市场的主体，从事油画创作与生产的龙头企业和专门负责承接订单及市场营销的经销代理商，造就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油画交易市场。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形成了“画家+企业”的文化产业群体。分工合理、竞争有序的生产组织方式适应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油画艺术商品制造基地。

大芬村的本质是“商”，而艺术更多的是一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