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出自《制分》)
治理到极致的国家,一定是善于把止奸作为首要任务的。为什么呢?至治之国的法律是与人性人情相通的,关系到治国的道理。
圣人之为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出自《外储说右下》)
圣人立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纠正不平的、不直的、不正的,使人公直,使事平正。
人主离法失人,则危于伯夷不妄取,而不免于田成、盗跖之祸。何也?今天下无一伯夷,而奸人不绝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则伯夷不失是,而盗跖不得非;注:言法起到矫正器作用。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注:言法确保公平。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寄千金于羿之矢,则伯夷不得亡,而盗跖不敢取。尧明于不失奸,故天下无邪;羿巧于不失发,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寿而盗跖止。注:言法应有的两个属性,缜密、必然。如此,故图不载宰予,不举六卿;书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孙、吴之略废,盗跖之心伏。人主甘服于玉堂之中,而无瞋目切齿倾取之患;人臣垂拱手金城之内,而无扼腕聚脣嗟唶之祸。注:又是言法治气象。(出自《守道》)
韩非认为治理国家离不开法,如果没有法的约束,伯夷那样的好人都会有危险,更不用说避免田成(窃取了吕氏的齐国))、盗跖这类坏人的祸害了。当今时代,天下无一伯夷,而奸人不绝于世,故必须立法度量。法度设计好了,好人不会改变好的行为,坏人也不能为非作歹了。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
天下无一伯夷:这句今天这个时代看了更是振聋发聩,假设有人标榜自己是伯夷,然后要求应该让我代表你们、无条件给我授权、无条件支持我,这都是耍流氓。
韩非认为,法度分明,能力强的不能欺负能力弱的,人数多的不能欺负人数少的。其所言“众不得暴寡”这句意识太超前了,现在很多人理解的“民主”,就是少数要服从多数,少数人利益要让道于多数人利益,这是不对的,中间还有个理、有个法,不合乎法理,纵使人多,其侵犯少数人利益都是邪暴的行为。
如果天下能够实现法制,贞洁之士就不会失去本分,奸邪的人就不会有侥幸的心理。这就像用后羿的弓箭保护金钱,伯夷的钱都不会丢,盗跖也不敢去偷钱。这是因为,尧那样高明的法治能够不放过一个坏人,所以全社会才没有奸邪;后羿那样高明的射术能够百发百中,所以他守护的金钱不会被偷盗。
当奸邪能够被禁止,就是治世,,史书就不会记载哪些贤臣、能臣、奸臣了,孙武吴起的兵略也就没有用了,君主和臣下都可以轻轻松松工作和生活着,不用勾心斗角、不用担心飞来横祸,也不可能去想耍奸获利。
我们读历史可以知道,越是乱世,英雄和奸雄就越多,越是治世,这些英雄、枭雄就越越少。比如三国时期持续并不长,但三国的故事、三国的英雄枭雄人物却是多不胜数、妇孺皆知。
服虎而不以柙,禁奸而不以法,塞伪而不以符,此贲、育之所患,尧、舜之所难也。注:言法是除恶、禁奸的必要条件。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注:言法使弱者可使“打虎”之效用。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注:言凭法可以降低对领导者能力要求之效用。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众人不相谩也。注:言法确保人们之间的信用、契约精神之效用。不恃比干之死节,不幸乱臣之无诈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注:对管理而言,寄托于人们的自觉自律是不靠谱的,能依靠的只能是制度流程,让能力不强的管理者也能据此做好管理的制度流程。当今之世,为人主忠计,为天下结德者,利莫长于此。故君人者无亡国之图,而忠臣无失身之画。明于尊位必赏,故能使人尽力于权衡,死节于官职。通贲、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于盗跖之贪,不以财易身;则守国之道毕备矣。注:言法先立而人后顺服。(出自《守道》)
如果制服老虎不用笼子,孟贲、夏育那样的猛士都会担心做不到;禁止奸邪不用刑罚,杜绝作伪不用符节,尧舜那样的圣君都会感到难以做到。所以设立木笼子,是为了让怯弱的人也能制服老虎;实现法治,是为了让平庸的君主也能防范盗跖那样的坏人。在这里韩非子所言以法杜奸的效用可以细分为三:
一是借助于法可以让弱者制服强者的胡作非为。比如当有权有势的人欺凌弱者时,当位高权重的人作出危害组织利益的行为时,借助于法可以予以惩罚、制止、震慑。
二是借助于法可以让平庸的君主也能管理好国家,驾驭住大奸大恶之徒的。
三是借助于法保证人们之间的信用和契约精神。
当今社会,如果真的是为君主们忠心考虑,为天下人积德造福,没有比实行法治更长远的了。如果做到实行法治,君主就没有亡国的风险,忠臣就没有亡身的风险。明白了尊重君位一定会受到赏赐,所以能使人们在法制内竭尽其力,誓死效忠于自己的官职。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猛士,也不会轻易去死;即使有盗跖那样的贪心,也不会为了谋财而去送命;这样守护国家稳定的原则就具备了。
总之,不要不切实际地幻想依靠忠臣、良民使天下得治,能让坏人不作奸欺诈、让好人不用恐惧被坑害,各安心于正道正业的唯有法治,法治健全才可谓守国之道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