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将老子思想引申到一列“驭人之术”，这是没有把握真正的道与德的“同于失者，失亦得之”，并非老子思想原意。比如老子说“清静以为天下正”，韩非子则演绎为“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韩非子·主道》）。

所谓“静”是让下属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函掩其迹，匿有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谨执其柄而固握之。绝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在。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故谓之虎。处其主之侧为奸臣，闻其主之忒，故谓之贼。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合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贼。

韩非子是深刻洞察专制君主“孤独”的思想者，他认为围绕在君主周围的，都是想邀功或者想篡位的大臣，越是近臣越危险，君主稍有不慎，流露喜好哀乐，都会被臣下投其所好的利用，这就是国之“虎”与国之“贼”，虎要吃人（篡位夺权），贼要偷财（结党营私）。

所谓“退”就是无为而治，即让下属自己修理自己：

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主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

韩非是怎么理解“无为而无不治”的呢？他认为君主的力量在于“二柄”，即奖赏与惩罚，用得好，就能无为而无不治，用得不好，就会生出怠惰与傲慢，这都是对君王的潜在危害。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墯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

在韩非子笔下，君主神秘莫测又洞察一切，什么事不干却能让所有人按照他的指挥棒行动，这样的神奇统御之术，怎么能不让嬴政说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话呢！

韩非子披着老子思想的法家观点，影响之大，对老子原意造成极大的扭曲，后世认为老子阴谋刻薄、老谋深算等，都是受韩非子的影响所致，持续2000多年的误解、扭曲，积非成是。但是，对照老子文本就不难发现，这些误解、歪曲、扭曲，与老子有何关系呢？岂不只能说明，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是后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太差的缘故吗？

老子与韩非的根本不同，在于老子是以“应该注意什么、应该做成什么”作为所有思想的出发点，韩非则是“非此即彼，有此无彼”式的对立式思维作为出发点。举例来说，老子说行不离辎重，孙子说军无辎重则亡，这都是正常思维，韩非则说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是以生幽而死。

韩非子塞进来的“无势”“离位”都是与行不离辎重的“所指”不同的“新能指”，经这两个新能指的一转换，行不离辎重自然就从一个事实情境，变成了君王的存在情境，就可以在韩非子的逻辑轨道上，演绎出“独断”君主防御臣下的全部心理斗争技术。然而，韩非子演绎的一切，已经与老子的原意，毫无关系。

其实，韩非子是完全不理解真正的“无为”的。按照韩非子的逻辑，就是让君王一个人去与所有人战斗，也就是说韩非的逻辑预设是，君王个人是其权力的捍卫者，这就需要韩非子的全套法、术、势“统御”方法为武器——但是，这样的君主哪里还能“无为”？累也要被累死，不被累死也要操心、操劳、孤独、恐惧而早死。

症结在于，韩非不相信组织可以在规则之下保持有效秩序，韩非当然也不相信除了奖赏与惩罚之外，人的行为还有其他的驱动力，比如责任、信念、爱、同情等属于人类的情操。韩非认为人与动物是一样的，用奖赏与惩罚就可以控制其行为，而且臣民的行为，他也假设只有两类，忠诚与奸贼。

总而言之，韩非对于人类行为、组织的基本假设都是错误的，并不符合人类社会的现实，而且，就韩非子的思想来说，是对人类组织秩序的“有毒”思想，他的思想是在教唆或者唆使掌权者成为一个混蛋，也在诱导被领导者认为，除了做混蛋，自己一无是处。

韩非子的思想里，不乏对某些人类社会现实的洞察、批判，韩非子深刻地理解了“王的恐惧”，以及“王者孤独”。但其思想的基本逻辑，包括是其对君主角色的逻辑预设，都是错误的。

在沙漠里长不出森林。老子的思想是大海，不是韩非子的沙漠。用韩非子理解的老子来看老子，就像以沙漠来想象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