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有意味的形式”的性质的揭示，不仅可以使我们真正登堂入室地步入中国古代社会礼的殿堂，而且亦可以使我们得以从所谓的“外作”之礼深入到所谓的“中出”之乐。于是，对于我们来说，礼与乐的内在关联以及乐自身的本质无宁可以明若观火了。

　　“礼别异，乐和同”。其实，礼与乐的这一不同社会功能的区分当是晚出的事情。在中国远古时代，不仅礼与乐相提并论而须臾不可分离，而且“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同礼一样乐亦源自人类最初的祭祀活动。《周易·豫》中曾有这样的记述：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同时，《吕氏春秋》的《古乐》亦指出，古帝王作乐，是用于祭祀活动的。例如帝颛顼命飞龙作《承云》，帝尧命质和瞽叟作《大章》，这都是与“祭上帝”有关的。而从《尚书》中所记的“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等等描述，人们亦可想见乐典在当时祭祀活动中的规模之大、场面之盛。因此，和礼一样，乐亦是中国古代社会祭祀的一种形式。

　　正因为乐是源自祭祀的一种形式，所以和礼一样，乐显然亦非“物自外至者也”，而是自内而发自人内心的。故“乐由中出”成为古人乐的学说的一致结论：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之心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礼记·乐记》）。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荀子·乐论》）。

　　同时，尽管乐是由衷而发的，然而古人不独讲“发”，而且亦讲“节”。诚如《礼记·乐记》所云：“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故乐之“发”并非是一种所谓的“穷人欲”，即情欲之放纵宣泄，而是与礼一样亦是一种“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的活动。荀子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

　　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辩而不諰（xǐ），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荀子·乐论》）。

　　因此，乐终归是一种“哀而不伤”、“乐而不流”的“文质彬彬”的东西。这种“文”、“质”的统一即是古人一再强调的所谓的“和”。“故乐者，审一定和者也”（《荀子·乐论》），“和”，成为乐之所以为乐的本质形式和至极境界。

　　须要指出的是，按照中国古人“表现即直觉”这一内在论原则，这里的“和”不仅是人的内心世界之完美表白，而且亦“天人合一”地与宇宙之道默契相合。故古人宣称“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在这里，“情感逻辑”即为“宇宙逻辑”，从弦歌之声、钟鼓之乐里实际上开出了宇宙之秩序。故《吕氏春秋·大乐》不仅认为“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而且最终断定“乐本于太一”。

　　因此，和礼一样，乐亦是一种关乎终极实在（“道”）的“有意味的形式”。同时，也正是由这一点出发，乐之于中国古人不仅是个体生命存在的普遍形式，而且亦是人类社会政治的普遍形式。故我们看到，“乐通伦理”、“乐通刑政”已经成为为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不断强调的主题：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正，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礼记·乐记》）。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滞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礼记·乐记》）。

　　在荀子的《乐论》里，我们亦看到同样的观点：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至足其上矣。然后名声于是白，光辉于是大，四海之民莫愿得以为师，是王者之始也。

　　因此，“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乐记》）。对于中国古人来说，乐作为声音之道与治道的统一，与礼一样亦是一种亦艺术亦政治的东西。我们看到，当西方美学家们为音乐其本质是“自律”（autonomy）抑或是“他律”（heteronomy）苦苦争执而至今仍莫衷一是的时候，中国古人则一开始就通过“乐政合一”的理论把二者视为有机的整体。而这种“乐政合一”也并非像有些人指摘的那样，是把乐视为一种“依附美”因而是中国乐论的一种“不纯粹”、“不彻底”的表现，恰恰相反，它正是对“体用一源”、“天人合一”这一“大乐”性质的大彻大悟，是中国乐论优于西方乐论的高明之处，是中国古人对人类乐的学说的独一无二的贡献。

　　总之，“知乐则几于礼矣”（《礼记·乐记》），乐与礼具有同样的起源，同样的本质，同样的社会功用。明代学者鹿善继曾不无见地地指出，“其当然而然，极其中的去处，叫做礼；其自然而然，极其和的去处，叫做乐。两个字，又却是一个理，未有不合礼而得成乐，不合乐而得成礼者”（《明儒学案》卷五十四，诸儒学案下二）。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乐之所以作为乐，礼之所以作为礼，亦表明二者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性。尽管二者同为文情并茂的“有意味的形式”，然而在文与情之取舍上，作为“空间艺术”的礼与作为“时间艺术”的乐显然各有侧重。如果说礼是以文胜情的话，那么乐则是以情胜文。因此，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礼与乐亦由其原始的统一趋于分离：礼逐渐演变为中国古代以“别异”为其主旨的社会之绳准，而乐则发展为以“和同”为其主旨的音乐、诗歌等纯艺术形式；前者从属于“动于外”的“政”，而后者则皈依“动于内”的“教”。乐实际上更多地是与“善民心”、“治人心”的“教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古人指出：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易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旌，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始终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始终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礼记·乐记》）。

　　故在中国古代“司乐”即为“司教”，而“成均”则为“大学”的前身。《周礼·春官宗伯》中的一段话就是其明证：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喻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这样，在情优于理，教重于政的中国古代社会，作为“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的一种社会形式的乐，毋宁说比起礼更具本体论的优先地位。实际上，溯其源流，尽管礼与乐共同源自中国远古的祭祀活动，但从时间上说乐却似乎早出于礼，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曾极有见地地指出：

　　中国古代的文化，常将“礼乐”并称。但甲骨文中，没有正式出现礼字。以“豊”为古“礼”字的说法，不一定能成立。但甲骨文中，已不止一处出现了乐字。这已充分说明乐比礼出现得更早（《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这种优先不独体现在时间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就其意义而言的。对于中国大人来说，“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礼记·乐记》，乐最终是与具有创始意义的“大哉乾元”联系在一起的。荀子认为乐可以“穷本”（“穷本极变，乐之情也”），《乐记》认为乐可以“通神”（“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而孔子对乐的推崇不仅到了“忘我，”的地步（“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而且亦视乐为人生至极化境。这表现在孔子提出“立于礼，成于乐”而以乐为礼的最终归宿，还表现在其“吾与点也”这一对曾点之志的唯一嘉许：

　　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战?”

　　子路率尔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

　　“与”，乃嘉许之意。孔子之所以不与由、求、赤而独“与点”，不正表明孔子认为唯有在鼓瑟和歌咏声中，人生才可真正臻至“与天地同和”的化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