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特别申明的是，本书使用的“胡族”这一名词，其基本含义就是“少数民族”。之所以用“胡族”而不用“少数民族”，并非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而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例如“胡族汉化”若换成“少数民族汉化”，“汉族胡化”换成“汉族少数民族化”，意思尽管相同，却显得啰嗦，也缺少了某种韵味。所以，这里就沿用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在一般情况下都将少数民族称为“胡族”。

他们为什么要抛弃本民族的生活习俗、文化价值观念，而向中原地区的汉族学习？答案很简单，通俗一点说是为了生存，文雅一点说是形势使然。这是因为，胡族或可以凭借武力，一时征服以汉族为主要居民的中原地区，但是如果要长期统治下去，就不能一味依恃军事力量，用汉高祖刘邦的话来说，就是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因此，作为闯入中原的异乡者，胡族在新鲜惊诧之余，自不能不接受先进的华夏文化，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如果不实行汉化，他们就无法在中原立足，就要退回到大漠草原。

纵观中国的历史，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有。例如，我们很快就要讲到的拓跋鲜卑，他们在进入中原地区以后，即开始了艰难的汉化历程，其最终结果不仅建立巩固了北魏的政权，而且以他们为主角的北朝政权最终主导了南北中国的历史发展。反面的例子，则是后来的元朝。蒙古族统治者不顾本民族文化总体落后的事实，拒不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企图以铁骑马刀维持在中原地区的统治，结果短短的几十年，只能再次退回到草原大漠，重新过起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这些史实表明，中国历史有个传统，凡是进入中原地区的胡族，他们的上层统治人物必须充分认识到汉化的重要性。尽管他们认识的水平有高低、接受的程度有深浅，但是一无例外，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与先进文化之间的差距，并准备接受先进文化的洗礼。

西晋末年，率先进入中原地区的“五胡”，他们的上层领导人物，多数都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对于汉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我们先来看看胡族上层分子汉文化修养的水平。

按照“五胡”建国的顺序，第一个是匈奴。刘渊（249—310，字元海，新兴即山西忻州人，匈奴族，冒顿单于后裔，汉赵政权开国者）建国的时候叫“汉”，刘矅（？—329，字永明，刘渊养子，汉赵政权最后一位皇帝）继位以后，改国号为“赵”，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前赵”，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汉赵”。汉赵政权的开创者刘渊，汉文化水平修养比较高。据史书记载，刘渊从小就喜欢读书，曾长期跟随汉人文士崔游（212—304，上党郡即今山西长治市郊黄碾镇人）学习，比较系统地研读了《诗经》《京氏易》《马氏尚书》和《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等历史类著作。不过，刘渊最喜欢读的书还是《春秋左氏传》和《孙子兵法》，据说他几乎能够背诵出来。

不仅刘渊的汉文化水平很高，他的子侄儿孙也有比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如刘渊的太子刘和（？—310，刘渊长子，母呼延皇后，以太子身份即位，不久死于刘聪发动的政变），史书说他“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刘渊第四个儿子刘聪（？—318，汉赵皇帝，谥昭武皇帝，庙号烈宗），“幼而聪悟好学”，14岁的时候就已经“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刘聪的书法水平也比较高，擅长草书、隶书，并善于写作文章，著有《述怀诗》一百多篇、赋颂五十余篇。

辅佐刘渊开国的重要谋臣刘宣，也是一个热衷于学习汉族文化的匈奴人，曾经拜著名学者孙炎为师，史书说他读书竟到了“不舍昼夜”的程度。刘宣也非常喜欢《毛诗》《春秋左氏传》等经典著作，还经常对人说：“要是我遇到了汉武帝，我肯定比金日磾（dī）强多了。”每当他读到《汉书》中的《萧何传》《邓禹传》两篇时，总是要反复吟咏：“我如果遇到了汉高祖（刘邦）或汉光武帝（刘秀），决计不会让萧何、邓禹这两个人单独在历史上留下美名！”言外之意，就是自己肯定能够建立超过二人的功业。

与匈奴刘氏相比，羯族的汉化修养要差一些，但他们也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浓厚兴趣。后赵的开创者石勒（274—333，上党武乡即今山西榆社人，羯族），虽然并不识字，却是一个“雅好文学”的胡族首领。据史书记载，即便是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石勒也经常饶有兴趣地让儒生们给他读史书，并且能够在听读的过程中，同儒生纵论古代帝王的是非善恶，而且往往一语中的、令人叹服。

例如，有一次石勒让人读《汉书》给自己听，当他听到郦食其劝刘邦分封六国的后代时，当即大惊道：“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再往下听，听到在张良的劝谏下，刘邦放弃了分封六国的打算后，石勒说到：“赖有此耳。”意思就是说，幸亏有了张良的劝谏，才成就了汉高祖的大业。如果没有对汉文化的强烈兴趣和对汉文化的一定理解能力，石勒怎会对这个历史事件发表如此高明的见解？

石勒的次子石弘（314—335，字大雅，石勒次子，后赵第二位皇帝，后被石虎所杀），汉化水平较高，曾经跟随杜嘏学习经书、随续咸学习法律，后来石勒认为世道不太平，不能够专学“文业”，又让刘征、任播二人教石弘学习兵法。但是从总体上来说，羯族的汉化修养在“五胡”中最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再讲。

鲜卑慕容氏的汉化水平，比匈奴、羯要高。例如，前燕政权的建立者慕容皝（297—348，昌黎棘城即今辽宁义县人，及其子慕容儁称帝，追谥文明皇帝，庙号太祖），“尚经学，善天文”；慕容儁（319—360，慕容皝第二子，死谥景昭皇帝，庙号烈祖），“博观图书，有文武干略”；后燕的后主慕容宝，“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南燕的建立者慕容德（336—405，慕容皝幼子，南燕开国皇帝，谥号献武皇帝，庙号世宗），“博观群书，性清慎，多才艺。”正因为慕容鲜卑的汉化水平比较高，所以慕容氏所建立的诸燕政权，汉化色彩也比前赵、后赵要浓厚许多。

建立前秦政权的氐族苻氏，汉化水平也比较高，例如苻坚和他的一些兄弟子侄都有良好的汉文化修养。据记载，苻坚七八岁的时候，就请汉人文士作他的家庭教师，当时他的祖父苻洪（285—350，氐族，略阳临渭即今甘肃秦安陇城人，前秦政权奠基者，其子苻健称帝后，追谥惠武皇帝，庙号太祖）还和他开玩笑，说：“你小子也是戎狄异类，世世代代只知道喝酒，怎么现在还真想求学上进了？”话虽然是这么说，苻洪对孙儿的选择还是颇为欣赏。苻坚的汉文化水平，史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性至孝，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

苻坚的弟弟苻融，“聪辩明慧，下笔成章，至于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出之。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尝著《浮屠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赋，临丧不诔（lěi），朱彤、赵整等推其妙速。”大家要知道，道安（312—385，本姓卫，常山扶柳即今河北冀县西南人，东晋时期著名佛学大师）是东晋时期最负盛名的清谈家之一，以佛理入玄谈，在东晋南朝的玄学清谈界独领一时风骚。苻融不仅能够出口成诵、下笔成章，其清谈水平竟连道安也无法超越，由此可见苻融汉文化功力之深厚！升高必赋、临丧必诔，即使是一般的汉人文士也难以做到，因为这需要很高的文学素养。苻融能够“未有升高不赋，临丧不诔”，适足表明他的汉化水平之高！

苻坚的侄子苻朗（？—389，苻坚从兄之子，384年奉命出使彭城，归降东晋，因自恃甚高，后因气陵王忱兄弟，被王国宝谮杀），从小就热爱读书，手不释卷，清谈起来更是不知“日之将夕”，到东晋京师建康以后，“风流迈于一时，超然自得，志陵万物”。据说当时能够和苻朗说得上话的，也不过就一两个人而已，可见他自视之高。骠骑长史王忱，出自太原王氏家族，也是江东一时之秀，想去拜访苻朗，苻朗称病不见，楞是让自我感觉良好的王忱吃了一个闭门羹。苻朗曾模仿《老子》《庄子》的体例，撰写《苻子》三十卷，一时成为社会上的畅销书。

后秦的建立者羌族姚氏，汉化水平也不低。例如姚襄（331—357，南安赤亭即今甘肃陇西人，姚弋仲第五子，姚苌之兄），“好学博通，雅善谈论”；姚兴（366—416，姚苌长子，后秦第二位皇帝），“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姚泓（388—417，姚兴长子，后秦末帝），“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而从对文化事业的重视程度来看，后秦似更胜过前秦，例如姚兴为了将天竺高僧鸠摩罗什（344—413，一译“鸠摩罗耆婆”，祖籍天竺，生于龟兹国即今新疆库车，与玄奘、不空、真谛并称中国佛教四大译家而居其首，中国翻译学之鼻祖）礼请到国中，不惜发动一次战争，任命姚硕德统帅，领兵西伐，打败后凉吕氏，从而将鸠摩罗什迎到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姚兴此举，固然是出于弘扬佛法，但也体现出他对文化的敬意和对文明的渴望。

胡族领袖热衷于汉化，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反映了他们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具体表现为，胡族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信，和对先进文化的折服。有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五胡”的统治者在建立政权以后，开始竞相“寻根”，声称他们也是炎黄子孙。

例如：

匈奴刘渊不仅“冒姓刘氏”，说自己是汉室之甥，还将建立的政权称为“汉”，并且“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慕容鲜卑，自称“其先有熊氏（传说中的上古华夏部落，居于有熊，建有熊国，以有熊氏作为氏族始于少典，史言黄帝、炎帝皆为少典之子，有熊氏之地望位于今河南新郑。）之苗裔”。

氐族苻氏，则自称其祖先为“有扈氏（夏代一部落或酋邦，传说禹时曾“攻有扈”，《史记夏本纪》则记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有扈代战败后沦为牧奴，有扈氏故地旧说在今陕西户县，但近人考订在今河南新乡的原阳、原武一带，此说更近史实）之苗裔”。

羌族姚氏，自认“其先有虞氏（传说之上古时代部落，始祖为虞幕即穷蝉，为黄帝曾孙，因封于“虞”故称有虞氏，舜即有虞氏部落之首领）之苗裔”。

匈奴人赫连勃勃，自称“夏后氏之苗裔”；鲜卑秃发乌孤，干脆直接说自己就是黄帝的后代。

……

十六国的胡族君主，为什么要在族源上宗黄祖炎，声称自己也是炎黄子孙呢？原因即如前面所说，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和中原的汉族有着一样的血脉，与汉族乃是种族上的同根兄弟，在文化上也是同流共源。

事实上，胡族的汉化不仅表现在文化方面，还表现在他们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生活等方面，也开始了汉化，尽管这种汉化还只是在初始阶段，还处在不自觉的状态，但毕竟已经迈出向文明前进的脚步。

据历史记载，五胡在社会组织上，有些已经开始由部落制向编户制过渡。例如羯族还称为“部”，而鲜卑已经有“户”的称呼了；同为鲜卑，慕容氏称为“户”，而另外一支阿柴虏则称为“部”。“部”与“户”尽管只是一字之差，却意味深长，这个差异并不仅仅是字面和涵义上的不同，更是社会形态上的根本性区别，陈寅恪先生曾说：“由部落变成编户，是胡族社会组织上的一个进化。”

再比如，中原汉族在作战方式上善于筑城而守，而以骑兵为主的胡族，则擅长驰骋野战，所以，从作战方式上也可以判断胡族的汉化程度。例如慕容鲜卑，不仅部落解散得比较早，而且他们善于守城。据史书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攻打后燕的中山、邺、信都三城，都历时很长；刘裕北伐，攻打南燕的都城广固，也是打了近一年的时间，才攻克城池。慕容鲜卑为什么能够长久坚守城池呢？原因即在于他们汉化的程度比较高，陈寅恪先生因此说：“鲜卑部落解散，能守城，筑城，都是汉化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