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运用韦伯方法论的广泛程度，同对韦伯方法论的争论强度几乎成正比。现在的社会科学界，几乎离不开韦伯的方法论，那些带有明显韦伯式标记的术语越来越被人们熟知，同时，关于韦伯的争论、误解、批判也越来越多见。这种现象不但有趣，而且似乎蕴藏着某种玄机。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韦伯的方法论具有多元性。在韦伯那里，凡是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形成的方法，不管是哪个派别，哪怕尖锐对立，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但如果对科学知识无益，不管是谁提出的方法，他都会摒弃。也就是说，韦伯的立场和出发点，是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捍卫某种信念，这正是科学所要求的基本态度。

韦伯方法论的歧义性则体现在：他的方法论中始终存在着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冲突：一方面是概念的一般性和对象的特殊性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在对问题的把握上私我与介入式理解的矛盾。人的内在状态是完全私我的领域，而要达到对人的行动的独特性的了解，就必须进入行动者的这个私我领域。承认理解的可能性，实际上就假定了在相同环境条件和价值取向的情况下，人的内在状态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否则“神入”就属无稽之谈。这样一来，文化事件本身的精神内容的独特性看来也只有相对的意义，不再是完全一次性的东西了。

韦伯方法论中最为重要的理想类型也存在着歧义。批评者认为，理想类型得以成立的根据是价值关联，但正是这个根据使它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由主观设想出来的理想联系形成的逻辑，又使它与自身实在联系的逻辑结构保持相当的距离。对于同一社会事件，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构造出大相径庭的理想类型，因而使它无法具备普遍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又是客观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韦伯提出“价值中立”原则，是以“价值关联”不可避免为前提的，但他又深知科学知识的有限性，在以某种价值关联为取向的科学研究中，不足以推演出应然的结果和普遍的规律。一种科学研究不能越俎代庖去评价其他研究在科学上的正当性。一个科学家必须在价值关联的研究过程中，避免价值判断，保持“价值中立”，以此来实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客观性”要求。这种“韦伯式”的冲突，既造成了韦伯自己的内心紧张与不安，也使他遭受到来自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方面的抨击。

韦伯方法论中的歧义，可能正是其魅力之所在。所以，对韦伯的批评和对韦伯的推崇几乎相得益彰。从来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像韦伯那样产生出那么大的争议；同时，也从来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像韦伯那样形成巨大的学术引力。

（初稿撰写：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