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思想家，总会用他们伟大的思想预知人类未来面临的共同问题，并用他们智慧的头脑，给出解决普遍问题的建议与构想。

亚瑟·塞西尔·庇古，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不仅很早预知了人类即将面临的生态危机问题，而且提醒人们要通过“庇古税”来保护生态，预防生态危机。事实上，庇古及其“庇古税”的价值，只有到了雾霾密布、污染全球化的时候，才越来越被世人所在意。或许这就是一切思想者必须认领的宿命。

作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是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出生在英国一个军人家庭，是长子。青年时代入剑桥学历史，后受当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影响与鼓励而转学经济学。毕业后即投身于教书生涯，成为马歇尔经济学说最忠实的传播者之一。他先后担任过英国伦敦大学杰文斯纪念讲座讲师和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被认为是剑桥学派领袖马歇尔的继承人。当时他年仅31岁，是剑桥大学历来担任这个职务最年轻的人。而且任期长达35年，直到1943年退休。退休后，庇古仍留剑桥大学从事著述研究工作。同时，庇古还担任过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国际经济学会名誉会长、英国通货外汇委员会委员和所得税委员会委员等职。

但是，具有如此社会影响力的庇古，生活中的他，其在世时的言行举止，衣着相貌，并不被时人所认同和接受。在他的一个学生眼里（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是一位“高而挺拔，着装怪异”的人。他偶尔会在乡间漫步，或者斜靠在英王学院草地上的帆布椅上。而且，庇古为了表示对希特勒的蔑视，还在纳粹进行空袭的时候，一直坐在帆布椅上。而且有资料记载，庇古曾经以“古怪个性而著称”经济学学科，生命中的前后两期判若两人。就是说，早年的他曾是一个快乐、爱开玩笑、爱社交、好客的单身汉，但后来却变成了一个“相当怪僻的隐士”。有人以为庇古的性格变化是由于“一次极端的转变”，而他终其一生的朋友和同事C.R.费伊(Fay)认为，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战后他就不再是原来那样了。”

而庇古的睿智与天赋，早在他职业生涯之初，就已经暂露头角。他一直非常关注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对人性和科学的热情持续不减。在他24岁的时候，就有两篇文章获奖：一篇是《过去50年中英联邦农业生产相关价值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另一篇是《罗勃特·布朗宁，一个神学教师》。在此之前两年，他就已经因为一篇英文诗而获得金质奖章，还创作了一首名叫Alfredthe Great的歌曲。遗憾的是，战后他的性情大变，卖掉了这枚奖章以资助饥饿的佐治亚人。庇古从剑桥英王学院毕业以后，就将时间主要用于演讲、出版和致力于关税改革的争论，一直到晚年。

庇古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即是它作为现代福利经济学之父，认为要衡量经济效率，就必须考察“外部性现象”。这是因为，“外部性现象”是指生产或消费者在自己的活动中会产生一种有利或不利的影响。或者说，这种影响，既会带来有利的影响——利益(正外部性)，也可能带来有害影响——伤害 (负外部性)。关键是，这些或有利或有害的影响，都不是消费者和生产者本人所获得或承担的。比如，环境污染就属于市场体系之外的“负外部性”问题，即某个人或企业的活动会对他人或企业产生有害影响。因此，政府必须对此进行干扰，手段就是征收“庇古税”。即政府应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大小对排污者征税，从而以税收的形式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将污染的成本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

“庇古税”即污染税，它是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或经济活动的危害大小来确定纳税义务的，属于从量税。按照庇古的原初设计，就是要通过这种税收手段，对产生正外部性者给予补贴，对产生负外部性者征收一定的税收，从而保护生态环境，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类成员的福祉总量。道理在于，“庇古税”可以改变污染的“相对要素价格”，并通过替代效应，引导企业选择用干净的投入，比如劳动、资本等替代污染。从本质而言，由于“庇古税”提高了产品的产出价格，可通过产出效应，引导消费者使用污染较小产品。

问题更在于，“庇古税”很难实施。这是因为，一方面，污染企业的排放量很难正确度量。或者说，“庇古税”的征收很难通过交易征收的办法去实现。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是诸多难题中的首难。这是因为，信息不充分使得最优税率的确定更加困难。或者说，这会使人们确定的税率并非帕累托最优。当然，也不是说没有可操作性的途径与方法。比如，政府虽然不可直接向污染者收税，因为污染交易困难，但却可以向交易的对象征收。而且也是有效率的，比如通过产出来征收。同时，也由于对干净的投入进行补贴可以改变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因为替代效应而减少污染，因为补贴而降低产出的成本和价格。比如，要治理工业排放，可以补贴对废物处理，即对产出进行征税；要治理过多私人用车造成的交通堵塞，可通过补贴公共交通；要控制家庭废物，可通过补贴收集废物行为去实现，或者通过对所有废物再利用的行为进行补贴去实现。

而污染的主要原因在于：非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为此，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编《21世纪议程》指出：“虽然贫困导致某些种类的环境压力，但全球环境不断退化的主要原因是非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的这种模式。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加剧了贫困和失调。”《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也强调：“在发展中国家中，环境问题大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千百万人的生活仍然远远低于像样的生活所需要的最低水平。他们无法取得充足的食物和衣服、住房和教育、保健和卫生设备。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致力于发展工作，牢记他们的优先任务和保护及改善环境的必要。”

就“庇古税”的实践看，与传统税种相比，主要差异在于：一是其名称常因征收对象、污染行为和污染物的不同而各种各样。比如对废气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就有：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和氮氧化物税等；对废水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就有水污染税等；对垃圾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就有垃圾税等；对噪音污染课征的污染税就有“噪音税”等；对农业污染物征收的污染税等。二是税款大多专款专用，用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三是征收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大气、水资源、生活环境、城市环境等；四是征收原则明确，都是 坚持“谁污染，谁缴税”；四是税率多采用定额税率或比例税率，计算比较简便方便。

如今，庇古虽然离开我们55年了，但他的思想，特别是“外部经济现象”理论与“庇古税”思想，一直在指导我们致力于生态环境污染的人类共同问题。这或许就是思想的功德，他的光芒会穿越时空。特别是，当大半个中国都沦陷在雾霾的毒瘴之际，我们更应追思庇古，怀念庇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