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经济理论都承认资源的稀缺性。与西方经济学传统不同，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直接将环境纳入经济体系，以自然原则作为经济生活的第一要素，因顺自然，按照自然的生产能力和时序进行生产。

中国古代有许多法规规定不准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利用，从周代直到清代，历朝历代几乎都有这样的法委条文。《礼记·祭义第二十四》直接将环保与道德联系起来，认为不按自然生产的时节利用自然资源违背基本人伦——孝道。上面引孔子的话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管子》轻重诸篇确实有一些错简重复，不过仍不失为一个首尾呼应的完整理论体系。《巨乘马第六十八》开篇就讲按照自然季节生产的重要意义。文中从国家经济计划的角度，论及违背农时的可怕后果，上面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君上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过了春天还不下令停止工程，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时机，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的徭役，百亩地不得耕种；征发十人，千亩不得耕种；征发百人，万亩不得耕种；征发千人，十万亩不得耕种。春季已失去了那个‘二十五天’，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误了耘苗，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这叫粮食、土地不断地丧失。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有收成的一半，现今却被君主拿去了九成。此外，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罪增加的原因。如随之以暴力镇压，就要发生‘内战’了。”（原文：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五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于时，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什伍之谷，则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币焉，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

《管子》最后一章《轻重己第八十五》讲按季节推行政治经济政策的“月令”体系。它正好与《巨乘马第六十八》开篇相呼应。

自然原则要求国家的经济政策与自然规律相适应，按自然时序依法保护环境，同时国家垄断自然资源，防止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剥削，二者相辅相成。《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一书称之为“轨守其时，有官天财”。《盐铁论·力耕第二》桑弘羊所谓：“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

实践自然原则还要求国家按季节调控市场需求，这在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中极为重要的，它与西方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大相径庭。《山国轨第七十四》指出国家要按时节储备好必需的生产资料，人民需要时就租给他们，以防止富民剥削贫民的事发生。

“管仲说：‘除春天是人民种地与服徭役的时节外，夏天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秋天与冬天也都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这都是富民乘时控制市场的时节，这又是物价涨落、贫富兼并的时节。君主一定要注意掌握四务。’桓公接着说：‘什么叫四务？’管仲回答：‘大春，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夏，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秋，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冬，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春，安排农事的时候就计算好：春天的夹衣、夏天的单衣、竿子、篮子、绳子、畚箕、口袋、筐子、竹盒、捆绳等物品，使用多少天、使用的人有多少。凡无钱的农家都可以租借这些工具器物：口袋、筐子、竹盒、绳子和公衣等，完工后归还公家，并毁掉合同。所以，劳力出自百姓，器用出自国家。’”（原文：管子对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守诸四务。”桓公曰：“何谓四务？”管子对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缣衣、夏单衣、捍、笼、累、箕、幐、籝、筲、稯，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幐、籯、筲、稯、公衣，功已而归公，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国家的作用是显著的。老子说：“三生万物。”这里的“三”是超越阴阳二气、代表整体的中和之气。现实中，国家就是生生不息，可持续发展的“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