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管理的人对一个情况应该都不陌生，就是同样一个人，在A企业和在B企业的表现可能大相径庭。在深圳居住的很多人既见过香港马路上车辆的秩序感，也见过挂着香港牌照的大货车在深圳野蛮行驶。为何“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很多人把这种反差归因为制度原因，也有很多人将之归因为文化原因。二者都有道理，但总觉得解释尚不够通透。

前面讲过规则的实质是势，而势是矢量。所谓矢量，是借用物理学的一个概念，有大小、有方向。一个空间内有很多小磁铁散落分布，每块磁铁都有一道磁力，所有磁力的交融、合并，就形成了一个空间总磁场。同样，在一个组织中，所有规则的势相互交融、合并，就形成了一个组织的“势场”。组织的成员都处在这个势场的引力之下，组织成员的行为趋势会无限趋向势场的矢量方向。

基于“势场”的概念，我们可以说一个企业的运营管理水平及好坏，最后就体现为它的势场。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组织中呈现的不同行为特征，根源就是不同组织有不同的势场，个人在不同势场作用下，会呈现出不同的行为形态。很多管理者喜欢追求对具体事件的控制力，但从宏观的角度看，组织势场才应是管理者要追求的东西。势场是组织可控性的综合反映，可以说，一个企业的管理建设就是追求并打造一个好的势场的过程。

“势场”是个新概念，从构成上它具有如下特征：

（1）势场的主要构成要素是势，而势又有多种不同的来源，有源于正式制度的，有源于各种潜规则的，有源于领导者示范效应的，有源于社会文化的，有源于组织自身文件的，等等。

（2）作为一种矢量，势场中的各种势就像力一样会相互影响，形成“合力”。“合力”有一定隐蔽性，但正常情况下组织成员却能够强烈感受到它的存在，并受它的支配。

（3）作为矢量，势是有强度的，有强有弱，彼此交互影响形成“合力”时，弱势会被与之相悖的强势吞噬。

（4）势是有层次的，低阶的势会自发融合为高阶的势，因为组织成员所处的位置不同，他们感知到的高阶势是有区别的，高阶势的存在感是高于低阶势的，对组织成员的影响也大于低阶势。

（5）羊群效应也会影响势场，羊群效应也叫从众效应，指个人受全体影响或压力而趋向与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

在新闻媒体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性质相类的新闻事件，比如发生天灾人祸时，常有相关主政官员瞒报或少报损失。这些主政官员自身的道德素质自然应该指责，但从深层来说，造成这种情况群发的原因，不能否认没有那些官员所依存组织的“势场”引力所发挥的作用，并且是基础性的作用。

在企业管理中，理解和掌控如此繁复的“势场”，可以抓住一个主线，那就是“投入回报认知”。所谓投入与回报认知，其衡量标准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体验，主要可从两个层面去看待：一个层面是“这个企业值不值得我呆在里面去奋斗”，一个层面是“在这个企业我怎样做能让投入回报比更高”。对于第一个层面，如果员工总体认知是“划算”的，那这个企业的总势场就是一个正能量的势场，员工愿意与企业共奋斗；相反，如果很多人认为总体认知是“不划算”的，那这个企业的总势场就是一个负能量的势场，会通过优秀员工的流失、在职人员活性下降等消极方式，使这个企业的基本组织重获平衡，但这是一种低品质的平衡。

对于第二个层面，员工会找出“如何做才能让投入回报比最高”的优势途径，沿着这条途径去工作。比如当员工认为“做得好不如说得好”时，就会把核心注意力放在“说”上。一个企业领导者审视企业整体管理局面的时候，不妨从这个“投入回报认知”视角去做出思考和判断。楚汉争霸时，很多人才从项羽这边跑到了刘邦那边，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跟着刘邦干比跟着项羽干的投入回报比高。

从效用角度，势场比某个管理手段或策略对当事人行为的影响要大得多。势场就是最现实的那个场景，各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都在里面。经常可以看到同样一条规则，在不同组织中呈现出的效用力度差异很大，原因就是它们依存的势场不同，势场的总势会对个别规则包含的个别势产生作用，从而使个别势出现差异。

从性能角度，可以衡量一个组织势场优劣的指标是协作畅顺度。就是说，从全局角度看，所有部门、人员的协作得好，势场就优，协作得不好，势场就劣。换成传统视角看，其实就是组织资源总效能发挥度，既定的人、财、物资源条件下，势场好的企业比势场差的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大得多。

当一个组织势场中的高阶势是维系于特定少数人时，势场的稳定性会比较差，企业风险也大；当高阶势维系于规则或团队（团队的本质还是规则）时，势场的稳定性就比较好，企业的风险相对较小。

势场这个概念相对比较抽象，为什么还要提出来呢？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针对企业管理者们往往“见木不见林”的弊病，眼里只有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没有更高的格局，希望势场的概念能让他们对此类弊病有所警惕；二是强化一个一个的规则是形成企业总势场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皇上听说百姓多跟着李自成跑，叹息了很久，然后说：“我以前当面对河南的督抚说过，叫他们选好将领，选好官员。有了好将领，自然兵有纪律，不敢扰民。有了好官员，自然安抚百姓。百姓视之如父母，谁还肯跟着贼跑？这是固结人心，是比剿贼还要靠前的事。”（摘自吴思《潜规则崇祯死弯》）

可以看出，在崇祯皇帝最后的日子里，他还是把王朝的溃败主要归结为人的问题，没有明白其实是明王朝的整个“势场”已经溃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