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就反复研读了洪振快《亚财政：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变局》（以下简称《亚财政》），2014年《亚财政》修订版出版后，又读了一遍。坦率地说，这多年国内出版的财税类书籍不少，但真正能让人反复研读的著作实在屈指可数。因此，一直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必须通过写点文字来缓解。我以为，如果有缘读过洪振快先生《亚财政》）一书的话，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走心之作。既有学术著作的深度与严谨，又不乏随笔的耐读与轻松。

最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其深厚的历史史料挖掘功力与驾驭力，努力穿越中国财税历史迷雾所还原的权力施虐逻辑与本相，无不是在用史料和逻辑擦亮文明的眼睛，意欲给予读者精神的启示与正价值棒喝，作者一直在告诫读者：“专制之下无善政”。透过财税的外衣，可以洞悉政制的优劣；破解财税的运行机理，便可问诊政制的得失与善恶，看穿权力深藏的本质，从而找到现实制度创新的着力点。

因此，跳出《亚财政》中丰富、稀有的财税史料，那些尘封的故事，那些似曾相识的人物，那些枯燥无味的数据，那些早已被历史大潮冲刷过的漂浮物，等等，无不在作者笔下担当起还原历史，揭示真相，引领人道文明未来的重任。

这是因为，“亚财政”也是财政，属于国家公共资金收支活动。而且，尽管它“奇特而诡异”，既属于财政又不属于财政。属于财政，是因为它发挥着与正式财政相似的功能；不属于财政，是因为它属于非正式的收支活动，是拿不到桌面上的，不能公开的收支活动。直言之，它“是一种亚生育国家正式财政制度而又不被国家正式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它身份尴尬，却影响深远。”直言之，它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一种与国家社会兴衰紧密相离、形影不离的现实存在。

而且作者发现，“亚财政”规模的大小变迁，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周期率”有着惊人的相关性。当老百姓缴纳的“明税”之外的“暗税”规模不断加大之时，也就是王朝更迭之际。“暗税”规模愈是加大，王朝愈是接近末世，直至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它，压出了大规模的民变与起义。最后，不得不重新开启新一轮的“亚财政”博弈，以及血腥的拼杀。

毋庸讳言，“亚财政”的受益者，就是皇权及其臣服于、服务于皇权专制体系的官吏及其食利者。“明税”维护着皇权的王道、仁爱形象，“暗税”满足着皇家及其官吏集团的私欲。而真正的受害者，却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正因如此，才有了中国历史中一边是皇家及其官吏们的骄奢淫逸，一边是老百姓饿殍遍野的畸形景观。所以，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哀叹：“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杜甫在《白帝》里对横征暴敛进行控诉：“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在《虎牙行》里愤懑不已：“征戍诛求寡妻哭，远客中宵泪沾臆”， 在《甘林》里质问：“时危赋敛急，脱粟为尔挥”。而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岂不是因为它用诗化的语言，揭露了皇权专制体制忌讳莫深的非人道本质。

事实胜于雄辩，真相胜于雄辩，数据胜于雄辩，逻辑最具穿透力。作者用事实、数据构建的逻辑链，无疑最有说服力。他通过事实、数据的梳理与重新诠释，让读者得以接触到另一个新的历史天空，在那里，“到处飘满了死者的倒影”（北岛诗句），飘满了专制者的残暴与血腥，飘满了自私者贪婪者的狞笑与无耻。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野蛮非人的专制皇权，及其与它同构的财政与“亚财政”体系。

因此，看似生生不息的腐败现象，其实源于皇权专制的自私基因。在国家最高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没有形成闭环监督的社会，各级官吏手中权力的滥用，不过是权力的天然逻辑展开而已。而所谓的“亚财政”，不过是它的先天性病变周期性发作的病象而已。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受益的只能是皇帝及其供其驱使的官吏与食利者。因此，利益的分配，也就不可能做到公正平等，按照实际的贡献大小进行，只能根据权力的大小分配利益。自然，权大者收益就大，公开的如此，私下的更是如此；权小者，收益就小，公开的如此，私下的也是如此。久而久之，“官本位”文化土壤也就形成。腐败文化就畅行天下，廉政文化便挂在嘴上。而其基础，既有正式的财政制度，也有非正式的“亚财政”。各级官吏们一面拿着正式俸禄，一面接受者大量非正式、隐蔽性的好处，诸如各种各样的“陋规”。因此，也就一面标榜着俸禄多低多廉洁，一面私下笑纳来自方方面面的“礼金”。毋庸置疑，官场虚伪之风、畸形人格也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加固，扩大，愈陷愈深，不可自拔，直至重新洗牌，改朝换代。

或许，这才是作者真正要告诉读者的。笔者陋见以为，问题并不在于“亚财政”在明清及历朝历代都存在，更在于这些存在是否合理与公道。历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发现历史中存在的文明因子，并不仅仅是为了所谓的“还原”历史。还原历史的终极目的，只能是为了尽可能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一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否则，所谓的历史研究，不过是为膏粱谋的工具而已！

事实上，如果作者的用意仅仅限于此，限于复原历史、解释历史，那就太遗憾，格局太小了。笔者以为，洪振快先生的立意显然不仅如此，他用严密的逻辑，详实的史料和证据，无非是为了擦亮文明的眼睛，提醒我们，文明的价值在哪里？如何才能走出历史的迷雾，从非人道、不自由、不公正、不平等的历史教训之中，找到当下制度建设重新出发的基石？从而优化我们的制度，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文明转型。

道理就在于，正如他在2014年《亚财政》修订版“序言”中所说：因为，“制度关系每个人的命运”。制度的优劣，会从总体上影响一个社会每一个国民的福祉总量。财政制度的优劣，直接关系一个社会收支系统的公平与效率，关系着一个社会公共产品性价比的高低，关系着一个社会公共产品结构的合理与合意性，关系着每一个国民基本物质需求（安全与生存等）的满足程度、社会性需求的满足程度（自由、尊严与权利等），以及高级精神需求（审美与认知等）的满足程度。如此看，《亚财政》一书之所以能与那些自娱自乐、沽名钓誉、为职称与科研经费而出版的“著作”优劣分明，就在于它的社会功德与价值，在于它的现实人道关怀，在于它对人类文明大道的仰望。

因此，笔者以为，《亚财政》一书，不过是洪振快先生借以表达自我信仰的现世载体而已。作者不仅娴熟成功地借助史料与逻辑的力量，痛快淋漓地表达了自己的文明价值诉求，而且在如何表达的方法与艺术方面也是技高一筹，能把“史事和叙事、历史本身和历史解读”融为一体，把事实与证据的力量，逻辑的力量发挥到最大。

有鉴于此，《亚财政》给予初读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表象，或许是因为读者没有真正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亚财政》的根究竟在哪里？终极诉求是什么？唯有研读，或能深味。

写于2014年10月27日

注：洪振快著：《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中信出版社，2014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