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详解类引】

涂有所不由。

“涂”通“途”，是讲道路、行军的事。看似可以走的道路，却不能走，看似不可以走的道路，却可以走，这就是“变”。

为什么这样“变”呢？

曹操注解说：“隘难之地，所不当从；不得已从之，故为变。”不该走的地方，不好走的地方，又不得不走，这是“变”，好走的地方有敌人的重兵，你只能走那这不好走的地方。

李筌注解了另一个种“变”，。他说：“道有险狭，惧其邀伏，不可由也。”前方的道路上有险狭之地，担心敌人会在那里安排伏兵，为了避免被伏击，我还是不从这里走。

这个“变”是道路选择和决策的问题，到达一个地方可能有几条天路，走那哪条路是将领的决策问题。

首先考虑是战略目的的问题，我去那个地方是要出其不意的快速到达，还是正常行军速度，如果是要出其不意，那就要学习赵奢那样，先制造“假象”，迷惑敌人，等他放松警惕了，再急行军过去，这样就不会被敌人设伏。

其次，要依据自己的资源进行来选择，大部队推进，不可能选择险隘难走的道路。周亚夫要出兵洛阳，不走殽山那个条路，而是绕道蓝田，出武关，这样走比较好走，还不用担心有伏兵。

再者要依据战场环境来决策选择什么路线走，这考验将帅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杜牧讲了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最后一战，光武帝派马援、耿舒讨伐五溪蛮苗族叛乱，初战得胜后，面对两条路选择，一是从壶头走水路，路程虽近，但水险；另一条路是走充县，是大路，路好走，相对安全，但路途比较远。

伏波将军马援认为应该走水路，可以出其不意，直捣匪巢，而走大路，路远则费粮；副将耿舒不同意，坚持走大路，虽然路远，但比较安全，进可攻，退可守，水路虽近，一旦被发现其意图，则非常危险，而且没有退路。

他二人争执不下，最终就上书光武帝，光武帝支持了马援，结果兵败水上，马援也在这一战役中传染瘟疫病死，得了一个“马革裹尸”的千古美名。

那么，这两条路线哪条对呢？

从最终结果来看，都不一定对，最终这一战是用计诱降，苗族人自己杀了首领，来投降，才平定的叛乱。

其实，马援和耿舒这就是皆不知“变”，如果知变，不一定选择打，他们在选择这两条路线的时候，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打，而非不战而胜，面对当时的战场环境，打是下下策。

王阳明在江西剿匪的时候，出发点不是打，而是胜，只要能够将土匪剿灭，各种手段都可以用；平宁王之叛乱亦是如此，立足于“胜”，而非“打”，用诡道活捉宁王于潘阳湖。。

军有所不击。

曹操注解说：“军虽可击，以地险难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则利薄。困穷之兵，必死战也。”

杜牧说：“盖以锐卒勿攻、归师勿遏、穷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强敌弱，敌前军先至，亦不可击，恐惊之退走也。这些都是不可击。”

发现少量敌军，或敌军的先头部队开过来，可不可以打呢？不能打，因为吃掉这些是小利，而且会影响这个战局。

张预说：“纵之而无所损，克之而无所利，则不须击也。如果我弱敌强，我曲敌直，也不可击。”

一切要从整个战局出发，以大局利益为核心，不要见到小利就取，看见敌人就打，吃掉小利，敌人大部队摸清了你的战略意图或虚实，改变了方向，或改变了策略，导致你得不偿失。

所以，打仗要有全局观，每打一场仗都为下一战做铺垫，粟裕讲，在思考这一战的时候，就要想好如何为下一战做铺垫，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在华东战场上就创造了“七战七捷”的战绩，就是这样的大局思维。

城有所不攻。

曹操注解说：“城小而固，粮绕，不可攻也。操所以置华、费而深入徐州，得十四县也。”

曹操的意思说，城小而粮食多，不要攻它，因为攻打这样的城，代价非常大，而得利益却不大。他说了他自己的战例，他放弃了华、费二城，直取徐州，得十四县。这华、费二城，就是他所说的城小而粮多的情况。

杜牧注说：“盖言敌于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积粮食，欲留我师；若攻拔之，未足为利，不拔，则挫我兵势，故不可攻也。”

他这是对曹操的注解更进一步解释，敌人的城池坚固，或在险要之处，他多积粮食，目的是为了拖住我的主力部队，如果攻下他，损失大利益下，不攻他又挫我军的气势，还是不攻为上。

另一种情况也可以“城有所不攻”，就是敌人城坚、粮多、兵精，直接攻打这样的城池损失太大，而且守城将士士气也高涨，怎么办呢？绕过他打跟他有密切联系的城池。

前文学习过后汉耿弇讨伐张步的战例，张步命其弟张蓝守西安，又令别将守临淄，耿弇带兵来到距西安城四十里的地方，耿弇发现，西安城小而坚，张蓝兵又精。

如果这时候直接打西安城，损失就不会比较大，因此耿弇决定先打临淄，临淄城大好打，拿下临淄，西安就成了孤城，然后再来收拾它。

麦克阿瑟发明的“蛙跳战术”实际上就是讲“城有所不攻”，跳着打，不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的攻，那样后边的敌人就会做好充足的准备，自己的损失反而很大。明朝朱棣造反，达到济南，怎么也攻不下，于是绕道直捣首都防守空虚的南京，结果很顺利就造反成功了。

地有所不争。

有的地方可以争，但我不争，这也是变。

曹操注解讲了一种说法，他说：“小利之地，方争得而失之，则不争也。”也就是说，只得小利的地方，争来了又可能要失去，这样的地方就不要去争。

杜牧又讲了一种情况，他注说：“得之难守，失之无害。”打下这个地方很难，付出的代价很大，却难以守得住，那就不要去争了。他讲了伍子胥给夫差的建议：“今我伐齐，获其地，犹石田也，不如早从事于越。”伍子胥建议夫差，不要去争齐国的土地，而是要打越国，因为齐国在北方，争来了，也难以守住，越国则不同，与吴国都属于南方，争来的土地可以变成自己的。

对这句最好的注解就是毛泽东说的“地存人失，人地皆失；人存地失，人地皆存。”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最大限度的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当时的军事原则。

其实免费模式也是基于这个思想，你用他的软件可以免费，尽管软件这没有收入，但只要带来了流量，有人用、有人下载，他就人地皆存了。360、腾讯、WPS都是这种模式。

不为一城一地得失而纠结，算大帐，就是“变”。目标明确，所有动作全为实现目标，才是本质，而非争城夺地。

君命有所不受。

曹操注解说：“苟便于事，不拘于君命也。”

战场环境瞬息万变，什么事都请示国君，仗就没有办法打了，可能会错失许多战机。再者，如果国君不懂军事，又却瞎指挥，就容易战败，最终还要将军来承担战败的责任，所以，将在外，可以不听国君的。

道理是这样，但将领如果真这样做了，后果则很严重。

这句话可能是说给国君听的，而对将帅而言，你千万别当真，再者面对国君的命令，如果不符合战场情势，可以变通，但不能公开违抗国君的命令。

自古以来，功劳越大的将领，能够善终的越少，这考验着将领的自我修养。秦国统一六国，有五国是王翦父子打下来的，但王翦能够善终，还福及子孙，这是他的智慧，前文学过，他带秦国几乎全国的兵力打楚国，不断的向秦王所要田地、房产，目的是让秦王放心，我没有野心，而白起不得善终，与他公然抗命有关跟他不够低调有关系。

魏国建国初期，乐羊带兵攻打中山国，打大了三年灭掉中山，他自以为功劳很大，有些飘飘然，然而拜见魏文侯的时候，魏文侯拿出一个箱子让他看，全是他的举报信，乐羊看完之后，马上跪拜说，这仗的功劳全是您的。

综上，这几种“变”，都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就是整体战略，就是大局，克劳塞维茨说，所有的会战都为了最后的决战。

打仗与经营营销一样，要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能什么好处都想占。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一个将帅的基本素质，也是一个企业的基本战略素养，有清晰的目标，做事有边界，与战略无关，与目标无关的事都放弃，才能能专注把事情做好，做到极致，什么都想干，见到钱就想赚，最终只能误入歧途，陷入其他领域无法自拔，最终主业也做不好。

企业要学习华为那样有自己的基本法，房地产火热，完全有是实力、有能力进入，但它我知道那不是我自己的菜，坚决不碰它；证券市场就在楼下，每天都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但其我内心平静，不为所动，我知道要在通讯技术上不断努力。

OPPO同样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别人都被小米误导去做互联网，他在努力的抢占线下资源，当然互联网方面他也没闲着，一加品牌做得也不错，结果几年后，互联网的泡沫退去之后，他成了最赚钱的手机公司。

战略的定力是企业成本的关键，正所谓“心定者胜”。给一点小利就出击，不仅容易迷失自己，更容易走进敌人设计好的圈套之中，让自己损兵折将。

企业的发展，一定是少、简单、清晰，才能走得稳，日日不断积累走向成功，否则内部人都不知你要干什么，执行就不会彻底，事情很难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