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已矣，逝者如斯！当我们回眸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就会惊奇地发现，当年这场席卷华夏大地的移民浪潮，原来并不只是一部民众痛苦哀号的血泪史。在无数的血腥屠杀和妻离子散的背后，文明的脚步依然在前进；在旧有文化中心遭到清洗的同时，却是新的文化中心的孕育生成！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侈谈的“六朝文化”，就实质来说，乃是一种移民文化。如果没有魏晋时期一拨又一拨的移民，江南的开发还不知要迟到多少年！所谓“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绝对不是虚妄的夸张之辞，而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就统治阶级的核心层来说，不仅东晋的执政主体是永嘉之际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就是紧承其后的宋、齐、梁三朝，政权的主宰者依然是北方南来的次等士族，宋齐梁三朝皇室的祖籍地无一不在北方。只有到了陈朝，南方人才开始在政治上趋于主导地位，不过这个时候，南朝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由北方实现江山一统的前景已经隐约可见！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大流动的历史意义，中外学者有过很多精彩的论述。尽管他们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论证的途径相异，得出的结论也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却是大家都认可的，即东晋南朝在本质上是一个“移民政权”。这个认识十分关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魏晋南北朝“混乱”的历史拨开了迷雾。

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以《南史》列传人物为切入点，在排除了后妃、宗室、孝义等类项之外，共得728人，在这728人中，原籍北方者506人，原籍南方者222人。据此谭先生指出：“东晋南朝虽立国江左，然其庙堂卿相，要皆以过江中州人士及其后裔任之。”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东晋南朝人口移动对江南开发的意义，在他看来，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乃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之一大关键，盖南方长江流域之日渐开发，北方黄河流域之日就衰落，比较纯粹之华夏血统之南徙，胥由于此也。”

陈寅恪先生则说，东晋南朝的政治局面，乃是北方移民及其后裔与南方土著的结合所开创的，也就是：“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的世局因此决定。”

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则分析了东晋南朝政局的变化。他认为东晋时期中央政权还向南方人开放，但经过百年的巩固，南下北人渐渐站稳脚跟以后，中央政权也就慢慢地对南人关闭了。宋齐梁三朝的权力中枢一直控制在“侨人”（南下北人）手中，这种情况到梁陈之际才又重新发生变化，南方土著的势力才又重新抬头。一句话，东晋南朝政权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是由南下的流民掌握的。

日本著名汉学家中村圭尔则说，东晋以后北方人口的流入，“江南的开发也飞跃地展开，奠定了十世纪以后江南发展成全国经济中心的基础。”

韩国著名汉学家朴汉济的表述则充满了浪漫的色彩。他说东晋南朝的人口南移，“如同乘坐‘五月花（May Flower）’船的移住民（侨民）建立了新亚美利加一样，东晋南朝时代南方的北来侨民成了主导历史的势力。”

对于以上这些表述，我们可能不尽认同，但他们所关注的人口移动问题，确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大课题。人口移动的问题，乃是魏晋南北朝史学术研究领域的基础性课题。任何忽视或轻视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对于他的学术研究水平，我们都会心存怀疑！就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流动始终未曾停止，不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主要发生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间。

在其后的宋、齐、梁、陈时期，也就是南北朝对峙局面形成以后，北方虽然也不断有人口向南方迁徙，但这些人口移动始终不成规模，就好像潺潺的溪流，虽然偶有两朵浪花激起，却始终掀不起巨浪。这是因为北方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战乱之后，社会形势开始趋于稳定，留居故土的汉人对于胡族的排斥之情业已淡化，再加上少数民族的首领也开始注意礼待中原地区的汉人士大夫，胡汉民族矛盾已经大大缓和。

与此同时，南朝由于统治阶级的内乱频繁发生，改朝换代不时而有，因此其社会形势比起北朝反而更加动荡。这样一来，北方人民向南方迁徙的理由就消失了，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又开始发挥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