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种宗教都获得了新生，并有长足的发展。将儒家宗教化，比如，有人推广“孔教”，也有人提倡儒教治国等，尽管人数有限，但也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宗教文化发展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关注中国文化宗教化的限度，是有必要的。

所谓中国文化宗教化的限度，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来看，主要指中国古代文化，主要的是一种人文、理性精神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而不是一种宗教信仰文化。即使在古代中国宗教文化中，也充满着人文理性精神。中国文化宗教化的限度，一方面受制于中国文化特色和精神，另一方面也受到宗教文化发展方向的影响。

就前者而言，总的说来，在古代中国，宗教文化是一种次要的、附属的文化形态，表现在政治上，教权从属于皇权；表现在社会上，宗教组织从属于宗法组织；表现在思想上，宗教思想从属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人学形而上学思想。古代中国宗教文化的从属地位和次要作用，在二十一世纪是否应该改变？为什么要改变？如果要改变，应该怎么改变？比如，是将宗教文化的地位降得更低，还是提得更高？

文化是有很强的连续性的，不能说你不管它，它就不发生作用了，也不能说你要消灭它，它就自己衰落、消失了。文化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宗教文化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是有深刻教训的。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建设，最好是中国固有文化在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而决不能盲目地推倒一切，另起炉灶。所以，解决上述问题，恐怕不能离开古代中国文化的特点，也不能离开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的特点来进行单独考虑，更不能脑子发热，想当然。不顾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的特点，缺乏对中、西宗教文化的科学认识，就盲目地搞“国教”建设，和盲目地排斥、限制任何宗教文化的发展，都是不对的，应该尽可能避免。

就中国宗教文化而言，在外来的西方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宗教文化也有现代化的问题。那么，现代化的方向在哪里？比如，是中国文化中宗教的地位更高些？是中国宗教文化更加“宗教”些，还是继续保持古代中国宗教文化的特色，还是有其他什么道路可供我们选择？中国未来会不会发展成为宗教大国，是否应该发展成为宗教大国？这些问题，涉及很多方面，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好好研究。

在此，我愿意介绍贺麟对宗教的看法，作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参考。贺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对中学、西学都有精深修养，对西方基督宗教尤其有同情的了解。他对宗教的看法，或许对我们思考中国宗教文化的未来走向有参考意义甚至启示意义。

贺麟早年曾经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奋力反对基督教。后来留学美国、德国，在那里见到几乎大部分城市都有“两个特别触目的东西，一个是工厂的烟囱，一个就是教堂的塔尖，两者都高耸入云，挺立不移。……烟囱是工业化的象征，教堂的塔尖是精神文明的象征，两者都高耸入云，代表着同一种向上的希天的精神的两方面。”673这种“向上的希天的精神”，也即是人人具有的追求与天为一的内在超越精神。这一强烈的印象引起他的思考。随后，他更认识到西方基督教还包括了“近代精神”在内，把科学成果、民主政治和民族主义都吸收进去，逐渐发展成为“这个世界的方向”。这时，他在中国原来“三教合一”基础上，提出“四教合一”说。他写道：

“如果基督教与道教的玄学及佛教相融合，且由儒教的实践伦理学来补充，那么，在中国产生的新基督教将比它过去的历史更加光辉灿烂。”674

直到回国后，贺麟才比较明确地重视宗教精神，而不再讲“四教合一”，也不再讨论建立中国“新基督教”的问题。

贺麟所谓宗教精神，和宗教不同。宗教包括宗教组织和宗教精神两个方面。宗教组织如教会，包括礼拜堂、钟楼、颂神歌、音乐、仪式以及许多宗教雕刻、塑像、图画等。宗教组织会变化，会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异化；宗教组织的功用，在于借助组织力量熏陶后生，感化异族，稳定社会，保存价值。组织的宗教是精神的宗教的逻辑产物。在贺麟看来，宗教精神才是宗教的本质，宗教精神具有普遍性、永恒性、无限性、超越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