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 黄仁宇 ·

（编者按）：黄教授为著名历史学家，曾任教于纽约大学历史系，尤精于明史。主要著作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本篇论文原为在台湾发表之演说稿，亦为黄教授首度在网络杂志发表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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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距今约一百年张之洞作《劝学篇》（一八九八年刊）内中提及“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上的根据。

一百年后我们的食衣住行，对人态度、社会习惯，以及日用词汇，都与晚清末年有了至大的差别，看来接受西方的经验多，全部因袭于传统的有限。这并非我提倡应当如此；而是实际的发展确已如此。

况且我们所引的「体」与「用」也与前人所叙不同。在我看来，体是组织结构，对一个国家讲包括政府行政系统，及于修宪与选举，军备与预算等等。就此看来，今日也仍是受西方的影响大，保留旧有的习惯少。即是今日之悬挂国旗唱国歌参加国际会议与竞技比赛，都与体制有关，也都与西方习惯衔合。唯独“用”乃是精神与效能的发挥，反可以保持中国人的习惯与长处，作到张之洞所谓「知本」。

一百年前若有人预知今日中国效法西洋的程度，必定会蹙首长叹。这也是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作界限之用心。殊不知我们所谓「西学」，大概不过现代的思想与技术，绝大部份只在近五百年内发源于西方。即是西方每一个国家从「朝代国家」改造而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亦即从中世纪社会进展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也都要经过一段折磨，也都曾在弃旧从新的过程中感受到体用间的彷徨。既然如此，我们早已毋庸为着「华夷之分」而踌躇。今日各位送孩子上学，也必叮咛他们注重外文，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不算，还要在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诸方面迎合西方的新思潮。课后也在打棒球、学芭蕾舞、娴习西方乐器，而海外华裔人士之出人头地，也在这方面出类拔萃的为多。这样看来更只有适应潮流，只能体会古今之不同，而无从重视中外之别了。

然则中国传统之长处、宗教思想、伦理观念作人处世的宗旨应当放在甚么地方？中国是否应放弃传统文化而彻底抄袭西方？

德国十八世纪哲学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极力倡导「民族精神」(Volksgeist)这一观念。他认为每一民族和每一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即已创造其独特之风格。这民族精神之一观念，也是黑格尔提倡宪法乃是长期累积而成不容临时制造之凭藉。

赫德所提倡的民族精神，并非穷兵黩武，而系有创造性艺术性的成就，见于诗歌及文艺。主张这样的见解也不只他一人，像英国政治家柏克（Edmund Burke, 原籍爱尔兰）反对法国大革命之过激，主张对美洲殖民地宽厚，至今被奉为欧洲保守主义之巨擘，也曾提及若国家为人民公约组成，这公约应包括死者生存者及尚未出生之下一代，保存着科学和道德，不能像买卖胡椒、咖啡、烟草与印花布那样的方便。而我在这里提出的民族精神也非暴虎凭河死而无悔的匹夫之勇。那样粗犷性格始终不是中国人之本性。

如果我们引用长远眼光纵观历史，不难看出中华民族特出的精神，无逾「人本主义」的根基巩固。人本主义(humanism)即是以人情为主体。其立场并不反对宗教，但无须宗教之神秘性格，有如「祭人如人在，祭神如神在」，和「敬鬼神而远之」。它也不待于逻辑之完整，因为逻辑乃是办事时之工具，并非掌握全部人类思潮之主宰。

中国之人本主义尚且不分畛域，有接近世界主义之趋向，有如「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和「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处份荒服」。也必会站在防御战的立场而不主张发动侵略战争，才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的说法。而其最重要的关键则是「不为己甚」，「忠恕而已矣」。

儒家的思想，纵受法家与道教的折冲和调节，主要的是一种入世的思想。个人之希望永存也不过敬宗法祖子孙相继，在血缘关系上得到永久的存在。因为爱自身才推己及人。于是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一时并往诸来。因之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秩序。

这样说来，我岂不是也陷入「诗云子曰」的巢臼，在宣扬「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价值，回归到鲁迅所谓「吃人的」旧礼教？

此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这也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精义之所在。君主专制体系之提倡道德，以狭义的道德，写进硬性的刑法里去，「诗云子曰」构成士大夫特殊人物进身之阶，各人以道德标榜自称君子，斥旁人为小人，以发动党争，争取名位。「体制」与「用途」之不同，有如「政」「教」之分离。今日提倡之伦理道德，则在程序上次于法律，而品位上高于法律。各人既为公民，首先必受权利与义务的约束，断无不守法而知礼的道理，也不当以名誉要挟，逼人为善。更不能以一己主见，自以为是「理性」而违反经过技术上程度之立法。

中国革命业已推翻了「尊卑、男女、长幼」的桎梏，因为这种教条成为法律，造作人为的不平等，妨碍社会上公平而自由的交换，迟滞了社会的进化。可是这并非主张在百姓日用的场合上讲，连各人自动的敬老尊贤也要摒斥，家庭成员的分工合作之和谐也算反动。「藏富于民」做得不好，使税收短缺，政府无从为人民服务，于是只重管束，已经我们批判。可是这也不是主张民间应无丝毫储蓄，所得应涓滴归公。提倡「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可以判明此间之是非。

而且中国人人本主义的精神始自家人亲友，也无法禁断。前些日子我遇到小说家张大春，我刚一提及数十年不去大陆，旧地重游时发现凡所交往接触，昔日之人情味依旧。他立刻首肯，因为他所闻所见也与在台湾的经验相似。可见得传统文化的力量源远流长，不因体制改组而漠灭，虽「文化大革命」亦不能使其动摇。

中国人所谓「学」含义极为广泛，包括自然法规(law of nature)、诗歌文艺、人伦道德。换言之，不仅是知识，实际是教育。所以古籍中很多资料，而尤以《诗经》、《四书》、《左传》、《庄子》和《史记》等，或陶养性情或放宽视界，而帮助年轻人自我的树立律己的原则和主敬仗义的精神。从这些资料中，我们也才能产生海内外华人之共识。既称为「用」，则可以接受过去的安排，不必另造成系统，指定解释的权威。这些资料的引用，当然要有选择性和适应性。我们当然知道今人无法守「三年之丧」，也不能动辄「触槐而死」，也不能因人家「日进车骑美女」即仗义轻生。我们要知道时至今日，在美国教堂里做礼拜，牧师与信徒读「摩西十诫」，犹且将「你不当觊觎邻人的妻子」和「你不当觊觎邻居的牛」说在一起。我曾亲耳听到一位「星期天教师」（sunday school teacher, 当成人在教堂礼拜时在隔室以基督教义讲释于孩童前的教师）说及，当她讲释耶稣教人被旁人批颊时，可以另颊请他照批一节曾引起孩童的轰动。他们都说要是被人欺负而不还手，他们的父亲将会不理睬他们了。此中包括一个言辞与习惯的问题。以纪律约束自己的贪枉和替对方着想都是基本原则，如何实际运用今昔环境不同。

六、「用」必须因「体」而调节

从最长远的眼光看来，中国历史之发展以公元前因环境需要构成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所有文化上之传统即在此时具定型……二千年来法律既无新创意，经济进后反退，政治思想里即不可能有划时代的突破，总之即无法避免官僚政治的体系。宋儒所提倡非只个人之修养，他们以为用宗教式的虔诚感应，透过正心诚意，即可以治国平天下。因为物有阴阳，气有清浊，即反应而为事有正邪人有善恶，或依「天理」或循「人欲」。因之将所有的技术问题说成一个道德问题，导引出来「君子」与「小人」之争。至此将伦理之理、心理之理、物理之理和地理混为一谈，用美术化的方法互相影射。在尚未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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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来，承认宋元明之理学是推进中国之工具，尤不能相信它代表中国人之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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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能极度的恭维朱熹与王阳明诸人，也并不是要将他们的名字，摒除于中国通史之外。只不过阐明他们未能在官僚政治之外另辟途径，中国才在二十世纪须要全面改造，推究其因果时我们只得借重西欧的科学家，而在体制上讲，中国之现代化与西化区别至微。倒是在改造的过程中传统精神再度活跃。

蒋介石手订的《军人读训》（一九三六）之序提及：「如何而后可以保我祖先遗留之广大土地？如何而后可以保我繁衍绵延生生不息后代之子孙？如何而后可以保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国权？」已经标榜着一个作防御战，在血缘关系下求永存的宗旨。他所作对联「生活之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之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一九二四）则更有一个超过民族主义进入世界主义的趋向。毛泽东虽自承为马克思的信徒，动辄标榜阶级斗争，在他不经意的时候却流露着他所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无可推卸，有如不受逻辑拘束的「愚公移山」，和他所作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以美术化的方法和道德观念支持革命的实践。邓小平之趋向人本主义的表现更为明显，见于他的口语，也见于他的生活照片。中国的长期革命是传统精神持续的发扬之后果。

七、结论

西方因受宗教上「原罪」(original sin)观念的影响，承认人性为恶，自柏拉图(Plato)至奥加斯汀(St. Augustine)都否认人间可能有至美至善的组织。所以民事政府不过问个人良心之事，只规约各个人不侵犯旁人，对公众也只尽有限的义务，其他忏悔赎过良心上之事概由教堂处理。这种有限度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平日干预各人生活不深，技术上之能力反繁复。一方面也是由于经济发达，凡民事都可推送到货币头上去。政府只要厘定税收条例，利息限度，工资与雇佣关系，遗传与破产程序等等，即已大致完成其管制之职责，无须事前干预各人行为，至私人之争执更是法庭之事，一般情形之下无须普遍的使用警察权。

但是这种体系及其日用之规范，经过几百年实用而成，而且近身之改革无日无之，有时反覆修订。中国放弃传统昊天明命的皇权，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结构，和民间彼此放债收租的习惯已经在民主与自由的途径上猛进一步。今后的修订还待两种思想体系琢磨切磋而成，尤待经济继续发展构成多边社会之需要而定。此时如放弃精神上之力量和人本主义之精萃，一意在抄袭西方，尤以在大陆法制尚未完备时，各人即在争取个人主义之权益，都只会迟滞民主与自由的展开。

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尚有它特殊的任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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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全面目竞争的局面已成往迹，今后各国衷心合作成为不可避免的途径，操纵阳光的能源，改造地形，修整工业对环境的污染破坏都是超过一个国家能力的工作，都需要大量投资也都可以在分工合作的条件中赋予先进国家及改造过程中的国家如中国全面雇佣的机会。

古人说「继绝世举废国，柔远人，来百工」虽然免不了自高的语气，却为其他世俗文学里所无，只有宗教的经典里才有类似的说法，尚且未曾说得如是剀切。今日中国为着本身之安全和对全人类的贡献都有继续着此传统之必要。可是将这些响亮的名目付诸实施前，台湾海峡的两岸三方务必增强互信。以历史代替意识型态，也就是接受历史的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