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不适国事而谋先王，皆归取度者也。（出自《外储说左上》）

不考虑国家实际情况，只相信先王之言，这种做法的实质都是“相信外在的尺码而不相信自己的脚”。

案例1：郑人买履

郑国有个打算买鞋的人，先自己量好脚的尺码，然后把它放在座位上，等到去集市时却忘了带上。已经挑好了鞍，才说道：“我忘记拿尺码了。”于是返回家里去取。等到再返回集市时，集市已经散了，结果没有买到鞋。有人说!“为什么不用脚试试？”他说：“我宁愿相信尺码，不能相信自己的脚。”

【解】：

韩非子要表达的原意是，国家自己的现实情况相当于自己的脚，先王之言相当于尺码，愚蠢的治国者，宁愿相信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

郑人买履是《韩非子》一书中知名度最高的典故之一，是对教条主义最形象的鞭挞！

明主者，鉴于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出自《外储说右下》）

明智的君主，借鉴国外的经验，然而对国外的事情借鉴不当，还是不能成功。其中隐藏的最大风险，是别有用心的人为利益驱使，内外造势，推波助澜，让君主和国家成为殉品。

故事1：燕王贵子之

子之担任燕相，地位尊贵并专权独断。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燕王问他说：“齐宣王是怎样的一个君主？”苏代回答说：“一定不会称霸天下了。”燕王说： “为什么？”苏代回答说：“过去齐桓公称霸的时候，朝廷内的事托付给鲍叔牙，朝廷外的事托付给管仲，桓公蓬头散发和宫女肠混，每天在宫中市场游玩。现在的齐王不相信他的大臣。”于是燕王就更加信赖子之。子之听说后，派人赠给苏代一百镒金，随便他派什么用场。

 另一种说法：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看到若不使子之获得好处，就一定不能办成事情回国，奉献和赏赐的东西也不会拿出来，于是见到燕王，就称赞齐王。燕王说：“齐王这样贤明，那不是一定要称王天下了吗？”苏代说：“挽救危亡都来不及，怎么能称王呢？”燕王说；“为什么？”苏代说：“他对所爱的大臣任用不当。”燕王说：“齐国灭亡又是为什么呢？”苏代说：“过去齐桓公敬爱管仲，立为仲父，国内大事由他处理，国外大事由他决断、全国的事都由他掌握，所以能够彻底匡正天下，多次会合诸侯。现在的齐王对所爱的大臣任用不当，所以知道齐国要灭亡。”燕王说：“现在我任用子之，天下的人还没有听说呐。”于是第二天大行朝会，全听子之。

【评】：

成功的案例背后自有其一整套因果逻辑，人们不肯费神、动脑子对待这种事实，却很容易把个别能看得见的表征性要素简化为成功的充分必要要素（其实就是缺乏逻辑思辨能力，又贪高贪快）。有这么一种愚蠢的认知逻辑在先，一些别有用心的逐利者（比如苏秦的弟弟苏代这种辨士）再摇舌鼓唇，一些错误的重大决策就这样做出了。

当今也常见很多企业的老板，也有这种好高好快的心态，也有这种简化标杆案例成功逻辑的愚蠢认知逻辑，另外这个时代又有数量更多的辨士（专家顾问），所以做出像燕王这样愚蠢决策的情况很常见。

故事2：燕王让国

潘寿对燕王说：“大王不如把国家让给子之。人们所以说尧很贤明，是因为他把天下让给了许由，而许由又肯定不接受，那就是尧有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又不失去天下。现在大王把国家让给子之，子之肯定不接受，这样就是大王有让国家给子之的名声而和尧有同样的行为。”于是燕王就把国家整个地托付给了子之，子之异常尊贵。

  另一种说法：潘寿是个隐士。燕王派人招请他。潘寿拜见燕王说：“我担心子之会像益一样。”燕王说：“怎么像益一样呢？”潘寿回答说：“古时禹死时，本打算把天下传给益，禹的儿子启的手下人就相互勾结攻益而立启。现在大王相信宠爱子之，准备把国家传给子之，而太子的手下人都怀有官印，子之的手下人却没有一个在朝廷做官的。大王如果不幸去世，那么子之也就要像益一样了。”燕王因而把官吏的印都收上来，凡是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官印都交给子之处理，子之的地位大大尊贵了。

韩非子评：

君主用来作为借鉴的，是诸侯手下的士人们，而现在诸侯手下的士人们都是一些私人的党羽。君主用来作为荣誉的，是隐居山林的士人们，而现在隐居山林的士人们都是一些私人的门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剥夺的权力在于之手里。所以吴章说：“君主不假装恨人或爱人。因为假装爱某人之后，就不好再恨他；假装恨某人之后，就不好再爱他了。”

另一种说法：燕王想把国家传给子之，向潘寿讨教，潘寿回答说：“禹宠爱益，要把天下托付给益，过后不久又把启手下的人任为官吏。禹到年老的时候，又认为启不足以担任天下大事，所以把天下传给益，但权势都在启手中。过后不久启和他的朋党向益进攻，夺了益的天下。这是禹名义上把天下传给益，实际上是叫启自己夺取天下。这表明禹远远比不上尧和舜。现在大王想把国家传给子之，而官吏没有一个不是太子手下的人，这是名义上传子之而实际上让太子自己夺回。”燕王于是收回官印，凡是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官印都交子之处理，子之地位就尊贵了。

方吾评：

方吾子说：“我听说古礼上讲：出外不和穿同样服装的人坐同一辆车，居家不和同一家族的人聚居在一起，何况做君主的把权势外借呢？”

吴章评：

吴章对韩宣王说：“君主不可以假装爱人，否则，其他时候就不能再恨他了；也不可以假装恨人，否则，其他时候就不能再爱他了。所以假装恨、假装爱的感情稍有表现，阿谈奉承者就会根据这个去诋毁或称赞他人。即使是明君也不能再把爱憎收回来的，更何况是把真实的感情表露给人呢！”

【评】：

组织领导者逐名钓誉，而不以组织最大利益为重，其实就是一种极度的“大私”。而其之所以追逐这样的名誉，又在对标杆案例（尧舜禹禅让）的错误解读上。而其之所以错误解读，又在于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所以，领导者提高基本修养，保持理性、客观、不钻牛角尖，同时又时刻警醒自己对组织的责任所在（公心），才能避免燕王哙的这种愚蠢、荒唐的作为。

备注：燕王哙学习传说中的“尧舜禹”圣举，把王位禅让给大臣子之（这事春秋战国史上绝无仅有的），太子势力不服，于是燕国大乱。中山国趁机进攻燕国，夺取了燕国几十座城池；齐国也趁机攻燕，杀死了燕王哙，活禽了子之，燕国亡国。后在赵国帮助下，又立了燕昭王，才得以复国。

故事3：樛留论“两用”

韩宣王向樛留询问：“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可以吗?”樛留回答说：“过去魏国同时重用楼鼻、翟强而丧失了黄河以西的领土，楚国同时重用昭、景两大姓而丧失了鄢、郢两地。现在您要同时重用公仲、公叔，他们必将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国家就一定要有忧患了。”

有人说：过去齐桓公同时重用管仲、鲍叔，成汤同时重用伊尹、仲虺。如果同时重用两个大臣是国家的忧患，那么桓公就不能称霸，成汤就不能称王。齐湣王只重用一个淖齿，结果自己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赵武灵王只重用一个李兑，结果自己被李兑围困饿死。韩非子评：

君主有术，同时重用两个人也不构成忧患；君主无术，同时重用两个人就会导致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重用一个人就会导致大臣专权而劫杀君主。现在樛留不能用术去劝说君主，却叫他的君主不同时重用两个人而只重用一个人。这种做法，若没有丧失西河、鄢、郢的忧患，就定有杀身饿死的祸害。即是说，樛留没有好见解向君主恰当进言。（出自《难一》）

【评】：

这个案例是个极好讲教条主义的案例。

同时重用两个大臣，让他们相互制衡。这个做法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樛留认为是错的，他的论据是魏、楚两个国家曾经同时重用两个大臣而造成国家重大损失的失败案例。另外又有人认为“两用”大臣是对的，他们的论据是齐桓公同时重要管仲、鲍叔牙，而成汤同时重要伊尹、仲虺的成功案例。

我们从中不难够看出教条主义的死穴：缺乏逻辑思辨，对于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的成败逻辑，都没有系统化分析能力，很随机地摘取一个局部的表征性要素，把它指定为成功或是失败的充分必要条件。

韩非子比较有洞察力，他指出“两用”大臣只是表象因素，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要素，关键要素是君主用术的能力。

【本节总解评】：

教条主义的本质，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然”是表征所在，“其所以然”是原理所在、是因果逻辑所在、是很多隐形支持要素所在。

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原因在于三个“不好”：

第一是心态不好；采取行动前的心态是好高骛远、求快求大，很容易“贪令智昏”。

第二是动机不好；如果事情的定位一开始就是“形象工程”、“政治工程”、“考验执行力的工程”，一切恶果都是水到渠成的，不如此倒不正常。

第三是认知能力不好；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思考方式粗放、不严谨，表现症状是神秘主义、“随大流”主义、以偏概全、忽略潜在条件、想当然等。认知是错的，焉有行动是对的？缴纳“智商税”是定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