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太后虽然一时归政于献文帝拓跋弘，但她的政治力量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她和献文帝母子之间的权力争夺依然继续。皇兴五年（471）八月，独立执政已达五年之久的献文帝突然宣布禅位于皇太子，自己做起了太上皇。此事值得思考，因为当时献文帝只有18岁，在如此当打之年却突然退出权力之巅，究竟是为了什么？本来，冯太后在孙子出生后突然隐退，就已经够让人咋舌的了，现在献文帝在刚满18岁的时候，又让位于皇太子，岂不更是令人疑窦丛生吗？

关于献文帝拓跋弘禅位皇太子的原因，《魏书》也有记载，说是由于献文帝“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早怀厌世之心”。这个原因显然不能让人信服。后世史家对此也多有关注，多数意见认为，献文帝禅位皇太子，实际上是被迫的，是因为他受到了政治上的压力所造成，这个政治压力即来自于以冯太后为首的政治集团。

据史书记载，献文帝本拟将皇位禅让京兆王拓跋子推（？—477，北魏宗室大臣，景穆帝拓跋晃之子，封京兆王，历任侍中、征南大将军、长安镇都大将等职），拓跋子推为文成帝拓跋濬三弟、献文帝的三叔，是宗室诸王中最有才能的人物。如果由他来接任皇位，对于北魏王朝来说，不一定是坏事。但是，献文帝的这个主张，却遭到了大臣们一致性的激烈反对，当然也遭到冯太后的反对。大臣们反对，那是因为这样做破坏了皇位继承制度，容易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冯太后反对，那是因为拓跋子推政治才能突出，一旦他当上皇帝，自己就再也没有机会揽权。我们要知道，冯太后当初是因为迫于压力而不得不暂时交回政权，并到后宫抚养孙儿拓跋宏，实际上，冯太后当时“激流勇退”蕴含着极为深刻的政治用意，因为她深知自己所抚养的这个孙儿，乃是大魏未来的皇权继承者，她完全有机会通过对孙儿的控制或影响，分享统治权力。

在众多的反对者中，冯太后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当时，反对传位于拓跋子推而主张传位于太子的人物，主要有：任城王拓跋云（446—481，太武帝拓跋焘之孙、景穆帝拓跋晃之子、文成帝拓跋濬之弟，时任都督中外诸军事、中都坐大官）、陇西王源贺（403—479，西平乐都即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原名秃发破羌，南凉景王秃发傉檀之子，鲜卑族，时任太尉）、建安王陆馥（本姓步陆孤氏，北魏勋臣八姓之一，时任选部尚书）、东阳公拓跋丕（？—444，时任尚书令，后改封乐平王）、河内公赵黑（410—482，初名赵海，祖籍河内温县，出生于酒泉安弥即今甘肃临水，北魏著名宦官，时任侍中、选部尚书，宦官）、高允（390—487，字伯恭，渤海蓨县即今河北景县人，时任中书令，蓨读tiáo）等人。

上述众臣，都是在政治上倾向于冯太后的重量级人物。据此，我们分析认为，献文帝禅位并非心甘情愿，而是受到了一定的政治压力。所以，皇兴五年（471）围绕献文帝禅位所发生的争执，其焦点表面上看，是因为孝文帝元宏的继承权，实质上却是以献文帝为核心的政治势力与冯太后为首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争夺。

禅位之后，献文帝拓跋弘虽然继续当了五年的太上皇，然而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其实从禅位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承明元年（476）六月，年仅23岁的献文帝拓跋弘突然“暴崩”。献文帝的死因不言自明，肯定是冯太后及其党羽所为，《魏书》《资治通鉴》等均如此记载，应该没有疑问。献文帝拓跋弘死后不久，京兆王拓跋子推、万安国（外戚，代郡即今山西大同人，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万氏”条：原为契丹叱万单部落，后讹为“吐万”、鲜卑人，父万振尚高阳长公主、安国尚河南公主，封河南王）、李惠（外戚，中山安喜即今河北定州人，其女即献文帝拓跋弘李皇后，故李惠为孝文帝元宏之外祖父）、李訢（？—477，涿郡范阳即今河北涿州人）、韩颓（疑其本出胡姓破六韩氏，曾封襄城王，韩颓女儿即李惠妻，生献文帝李思皇后，故韩氏亦为外戚）等人，也相继被杀或被治罪徙边。他们都是献文帝拓跋弘的坚定追随者，所以，上述诸人或死或徙，正是冯太后有意识地消灭献文帝拓跋弘培植起来的政治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