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技巧的讨论自然就会地就过渡到对管理者的关照，管理者就是将两种管理技巧结合起来实施影响的人。这是西蒙《管理行为》这本书中最后一个重大问题，不过，西蒙对管理者的讨论是和管理的功能以及对管理理论的反思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在决策的理性之矢穿越组织之云的过程中，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其理性都要经历来自组织影响的再造，其中，管理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1.​ 决策的理性与管理

《管理行为》这本书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决策的关键在于决策者的理性能力和水平，但个体决策不仅是个人心理活动的产物，还是对所处社会环境中复杂影响的反应。因此，理性及其有限性都是由个人与组织环境的互动关系共同塑造的。按照这样的逻辑，管理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有目的地参与个体理性的塑造。这就是西蒙对管理的根本认识。

假如将管理限定在某个具体的组织中，管理就是通过一系列主动的影响策略，让个体的决策更多地反映组织的理性尺度。西蒙说：“管理理论可能只有一条箴言：始终从所有备选方案中选择最能实现目标的那个方案。我们需要管理理论的原因是人类理性实际上是有限度的，而且这些限度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取决于个人决策所处的组织环境，因此，管理的任务就是设计出一种环境，让个人在制定决策时，确实能接近根据组织目标来评判的理性。181”将这句话展开，我们可以对管理的本质作如下诠释。

（1）何为管理的目的？

管理是为组织服务的，或者更进一步说，管理是为组织目标服务的。从前面各章的分析可知：

①组织目标是从诱因全集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诱因，是全体组织成员诱因的均衡点；

②组织目标又成为更大的社会系统和更为抽象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目标的子目标，而子目标更易于诱发人们认同的心理机制；

③组织目标主要是由组织的控制群体制定的，但并不是控制群体中成员个人的目标，因此，所谓管理为组织服务，就是为组织的全体成员谋福祉。但一定要注意，这里的成员逻辑上包括顾客在内。

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活动归根到底是要创建服务于组织目标的“组织理性”，以它作为个体制定决策的价值尺度。

（2）何为管理的对象？

管理的核心对象是人，或者更进一步讲，是人的理性。这里需要稍微做一些解释。一般的管理理论中习惯于将管理的对象分为“管人”和“理事”两个方面，其实西蒙的观点与此并无实质性矛盾，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核心对象，组织中的一切“事”都要靠人去做，有人将企业的“企”字拆开，上面是“人”，下面是“止”，企业无人则止，或者企业即人、企业靠人、企业为人。这些说法都在于强调“人”的重要性。而当我们按照职能将管理落实为财务管理、运营管理、安全管理等具体职能时，实际上也是人的意志、人的需要在具体组织活动中的反映。

（3）​ 何为管理的任务？

管理的任务就是创建和维护组织的“理性”尺度。这个说法与很多管理学著作中的职能说、过程说等不同，而是将焦点对准“理性”这个概念。笔者认为，尽管理解理性有一些困难，但围绕理性来讨论管理的任务，不仅与上述管理的对象相吻合，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对管理过程进行逻辑构建。首先，我们将针对个体理性的任务分成①个体理性的开发与塑造②个体理性的合理配置与利用两个方面，接着把权威与沟通两种影响力量引入这个过程，再以计划和审查两种管理技巧作为配合，就会得到一个三维坐标下的立体化组织管理模型，图示如下。

表10.1：管理任务的具体展开

在这个图表中，对于个体理性的开发和塑造而言，组织的权威和沟通经由计划和审查的交替运作，一方面致力于个体理性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个体决策因组织特有知识和文化的影响被赋予了组织特色；对个体理性的配置和利用而言，组织的权威和沟通同样经由计划和审查的交替运作，一方面致力于创建组织的不同角色，另一方面将个体的理性融入组织体系中来，这就形成了组织运行的基本图景，同时也造就了个体决策的组织环境。正如西蒙总结指出：“管理的基本任务就是为每个‘操作’人员提供这样一种决策环境，从环境角度来看合乎理性的行为，从群体价值观和群体处境的角度来看仍然是理性的。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确立个人决策环境还包括组织的沟通问题。那么构筑组织理论的基本要素是：（1）必须传达操作层级以上的层级所做的决策；（2）无论哪个层级制定决策，决策质量都由限制决策者理性范围的环境来决定。对于第一个要素来说，最广义的沟通技术是限制因素；而对于第二个要素来说，限制因素就是对个人理性范围形成限制的因素。182”

然而，实际的组织管理工作是极其复杂的，不妨以明朝理学家吕楠的《泾野子内篇》中的 《西邻教五子》为例稍加说明。

故事说：“西邻有五子，一子朴，一子敏，一子盲，一子偻，一子跛。乃使朴者农，敏者贾，盲者卜，偻者绩，跛者纺，故五者皆不患饮食焉。”

这是说，古时候，一个家庭里有五个儿子。五个儿子不仅个性特征迥然不同，有的还有残疾。老大从小就憨厚朴实，能吃苦耐劳，父母就让他学种地，培养他当农民；老二从小就聪明伶俐，思维敏捷，精明能干，父母就让他学习经商，将来当个商人；老三是个盲人，两眼失明，父母就让他学算卦，算卦不用眼睛；老四从小身体不好，是个驼背，父母就教他学织布，驼背不影响干活儿；老五是个肢体残疾人，腿瘸，父母就教他学纺线，腿脚不便，可以坐着干活儿。在父母的培养教育下，五个儿子都掌握了一门劳动技艺，学到了谋生的本领：老大当了农民，老二当了商人，老三成了算卦先生，老四在家织布，老五成为纺线的能手。五个儿子都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过上了自食其力、衣食无忧的生活，父母终于放心了。

从故事中可以看出，一方面父母亲对五个儿子的培养（个体理性的开发与塑造）与任用（个体理性的配置和利用）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不能完全对立起来；另一方面，管理的成效是由父母亲恰当的培养教育方式（广义的沟通技术）和五个儿子自身的技能水平（个人理性范围形成的限制）共同决定的，父母管教失范和儿子理性能力达不到要求，都会导致组织的失败。因此，必须承认创建和维护组织的“理性”尺度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完成的，但管理者肩负着主导责任。

2.​ 管理者的角色

很多管理学著作都会涉及对管理者角色的讨论，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影响最为广泛和深刻，但德鲁克更注重管理者如何使自己成为有效管理者这一主题；亨利·明兹伯格的《经理工作的性质》则是用工作写实的研究方法概括了经理人员所要扮演的十种角色，但他的重心也不在于从组织的整体角度探讨“管理者究竟为组织做什么”这个问题。在这里，西蒙是从组织整体的角度刻画管理者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并在“管理”与“技术”的区别中描述管理者为组织做出贡献的方式。

如果将纯粹的管理活动从组织中抽象出来，那么，管理的任务仅仅就是设计出一种环境，让处于这种环境影响下的个体决策尽可能地适合组织的理性尺度。因此，西蒙说：“唯一被称为‘管理型’决策的是那些关于决策制定过程本身的决策。也就是说，这种管理型决策并不确定组织工作的内容，而是决定如何安排和影响具体组织中的决策职能。183”

换句话说，管理者所做的决策从本质上讲只有两类：

（1）确定组织结构，并通过组织结构对“谁适合做出什么决策”做出安排；

（2）确定组织结构中的影响关系，明确个体做出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决策前提。至于个体所要决策的具体内容则与管理无关。

但是，这种纯粹理论的抽象并不能还原组织管理实践中的真实。一方面确定组织结构的决策不可能孤立存在，在前面关于效率准则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指出，组织结构中关于职能分工的安排必须考虑效率准则的理论逻辑与技术可行性限制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另一方面，组织结构中的影响关系必须以组织目标的实现为前提，而组织目标及其分解天然地包含了组织的技术活动方式的规定性。比如，对两家造船企业来说，一家采用船体——舾装——涂装的顺序建造技术，另一家采用壳舾涂一体化的分段建造技术，即使两家造船企业的目标可能是相同的，但对企业目标进行的分解逻辑完全不同，对组织结构的设置以及各个工序之间的影响关系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管理者的决策不可能是脱离技术影响的纯粹管理决策，也没有人能成为离开技术活动的纯粹管理者。

所以，西蒙意味深长地提醒我们：“随着管理层级的提高，‘管理责任’占用管理者的时间越来越多，而‘技术责任’占用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一定要相当谨慎的解读这种说法的意义。如果把‘管理责任’只理解成‘组织确定’的职能，上述说法就不对。‘管理责任’应是管理者所承担的广泛决策职能才对。184”

可见，管理者的角色需要在对组织的全面责任中来定位，这就必然地把“技术责任”考虑在内，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微妙。巴纳德对此问题也有非常明确的论述，他说：“社会整合的战略因素是培养和选择领导者。通常这一过程都是不平衡的，或者过于强调技术熟练度，或者过于强调道德水准。在有些时代，可能过于强调培养道德，以至于超过了支持他们的技术能力。在现代，重点是强调技术熟练度，以至于缺乏整个合作系统的必要性所提供的恰当引导。185”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谟训，《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就有一句话：“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其核心思想是，天下太平的时候就注重有德行的人，发生战争以后就器重有才能的人。但这也只是侧重，而不是纯粹割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论述都是在强调管理者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方面的平衡问题。

那么，怎样才算是全面地履行了管理者的职能呢？在本章的最后，西蒙再次强调：“由此可见，就组织目前的构成方式来看，管理者的工作包括：（1）组织结构方面的决策；（2）组织工作内容方面更广泛的决策。这两类决策都不可能完全以管理理论知识和工具为依据，甚至不可能以他们为基本依据。第一种决策一定要牢固地建立在组织技术的基础上。而第二类决策也必须建立在组织技术的基础上，同时还要（1）透彻理解效率理论；（2）掌握与更广泛的组织目标有关的社会科学知识。186”

这段话对管理实践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管理者必须是综合性角色。尽管我们从理论上分析出管理决策的核心要义，但并不意味着管理者只做“管理型”决策，至少在现有的组织构成方式中不可能；其次，这种综合不仅是管理理论与具体组织技术实践的结合，还是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显然，西蒙比巴纳德更为重视管理者能力和素质综合性，如果说巴纳德突出强调管理者培养和选拔中技术因素和道德因素的平衡，那么西蒙不仅指出管理者要尽量拓展对整个社会发展的理解，也似乎更关注管理者培养中的具体路径问题。

3.​ 管理者的培养

承接上面的分析，管理的核心任务是创建和维护组织的“理性”尺度，担纲这一使命需要称职的管理者。那么，称职的管理者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常话常新的课题。在《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一书的“前言”中，德鲁克先生甚至一直回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那里就并行存在的两种治理方式：一种是立宪主义；一种是君主教育187。其中，君主教育就是关于管理者培养的问题。联系到当下的现实世界，商科的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以及职业化的MBA教育就直接以培养工商企业管理者为目的。但这种途径是不是有效呢？西蒙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掷地有声地说：“这种分析（指的是本书的全部分析——作者注）如果正确，那么它对‘管理阶层’的培养，也就是对精通高级管理人员的培养有直接意义。首先，除了最高管理层之外，它对那种完全脱离其他事物处理能力来培养管理才能的可能性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其次，它指出，妥善培养‘管理者’，不应该局限在管理理论的狭小范围内，而是应该扩展到更为广阔的一般社会科学领域来进行。188”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

第一，管理者的培养必须结合一定的技术实践活动中完成，或者是，管理能力就是一种实践能力。重复前面的分析结论：管理活动是为组织目标服务的，而关于组织目标的决策“牢固地建立在组织技术的基础上”。因此，掌握决策、权威、沟通、计划、审查等一系列“纯粹的”管理思想、管理知识、管理技巧当然是必要的，但仅仅如此则根本无法为组织正确和有效决策做出贡献，管理者的培养必须和具体的技术活动结合起来。再联系到决策在组织中有效发挥影响层次与结构分布特征，以及组织目标的整体统一性与技术的专业多样性之间的矛盾，管理者的能力培养——包括他本人对组织理性的获取和再加工——必然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在西蒙看来，“完全脱离其他事物处理能力”的管理者培养注定是失败的！

第二，即使缩小到单纯的必备知识（还不涉及真正的管理能力），管理者的培养还要扩展到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内容。为什么？因为管理活动的综合性和整体性。除了在实践中与组织的具体技术活动综合，还有对整个社会及其发展规律予以深刻的理解。

想想看，要想简单地学会织布，当然首先要了解织布机的基本结构，掌握织布机的基本操作技能；要想进一步成为熟练的织布工，有需要通过实践体验辨别不同棉线之间的质地差别，还要通过多次重复训练把握不同花色线纡之间的正确搭配关系；再进一步，要想成为优秀的织布行家，除了上述的知识和技能，可能就需要深入理解从纺棉捻线、牵纬卷经的整个流程，还要知道棉花种植与收获的时机以及后续布匹裁剪与缝制等的一系列工作要求。一个简单的织布工尚且需要各种知识和能力的综合，对管理者的培养何况不是如此呢！

作为本书解读的结束，我更愿意在西蒙的这一观点和马奇关于领导力的看法之间做一个链接。

马奇对领导力的认识基于以下三个核心理念189：

第一，领导力的主要问题与人生的问题没有什么区别。对领导力的讨论其实就是对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的反思，只是这种讨论是在领导力的情境中。在汉语文化的习惯中去理解这一理念，其实就是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思考领导力就是思考世界、思考人性，理解领导力就是理解社会、理解人生；

第二，伟大的文学作品是有教养的人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源泉。也就是说，从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给我们思考世界、思考人性、理解社会、理解人生以丰富且深刻的启示。他本人就成功地将世界名著搬上了领导力的课堂，他还自己导演和制作了用于领导力教学的情景剧；

第三，教育，尤其是商学院的教育，不应该只为学生提供成功的处方。教育曾被视为一种更为古典的精神，它帮助人类思考理解人类生存的根本困境以及人类精神的本质。这与中国传统教育、尤其是正统的儒家教育思想也是交相辉映的。从《礼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教育从洒扫庭除的生活教育开始，继之以经典的诵读，只有到年龄很长之后才开始进行义理的教育。在这里，我不是说传统的教育就一定成功，但对教育的定位却是值得肯定的。在马奇看来，领导力的培养不是也不可能简单和直接地教给培养对象现成的领导方法，而是要重点放在设置一种情境，让培养对象对诸多悖论式的人生命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显然，关于管理者的培养方式，西蒙和马奇的看法是非常相近的：管理者的成长应当理解为一场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和自我修炼；而管理者培养重在设置一种情境，架设一种“熔炉”，让成长得以催化，让实践的选择自然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