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曾说，南朝社会比北朝先进，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南朝的商业经济比北朝发达。对陈先生的这个观点，我并不完全认同，因为社会的先进与否，并不能仅仅以商业经济是否发达来判断。但是，陈先生所说南方商品经济比北方发达，则是事实。南北朝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方面，的确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

先说南朝的情况。

东晋南朝的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水平，比北朝高，首先表现在南方城市的繁荣方面。两汉时期，商业性的大城市主要是在黄河流域，但是自从东汉末年的战乱以来，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的城市多次遭受战火的摧残，长期处于兴废不定的状态中。与此同时，南方由于较少受到战争的影响，以广州、荆州为代表的南方城市，则在六朝继续保持繁荣昌盛。

长江下游的建康（今江苏南京），是孙吴时新兴起来的都会，历东晋、宋、齐、梁、陈几代，一直是首都所在，因此始终是南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梁末尽管经历了“侯景之乱”，但比起长安、洛阳、邺城等北方城市来说，建康所受到的破坏程度仍然要轻许多。建康在梁时的繁荣景象，史书有记载：“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冈，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

当时建康城中有东、西、南、北四市，商业十分发达。所谓“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chán）列肆，埒于二京”，意思就是说，建康城中除了当官的“君子”依靠俸禄生活以外，平民百姓多数都靠经营商业谋生，当时建康城里的市场店铺，可以和极盛时期的长安、洛阳相媲美。除了建康以外，长江下游的著名商业都会还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山阴（浙江绍兴越城区）、吴（江苏苏州）、吴兴（浙江湖州吴兴区）等。

城市的繁荣而外，更能说明南方商业以展的，是非官方的市镇——草市的出现。如所周知，在宋代以前，中国古代的商业经营，都是在官方指定的市场里进行，商业区和居民区是严格分开的，即城市管理的基本模式实行坊市制。东晋南朝自然也不能例外，大都市的商业活动，也是在官府指定的市场中进行，但是南朝在这方面也有突破。由于南方地理环境的特点，多数州县城池往往依山而建，市场与民居常常不能严格分开，结果就形成了一些不同于城内正规市场的非官方市场，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草市”。

这些“草市”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州县城郊或津埠渡口等交通枢纽之处。甚至大城市也有这一类草市，例如建康城中，除了官方的建康大市、北市、东市、宫市外，沿秦淮河东北岸一线就有许多草市。草市在规模上自然不如大市，但是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结果来说，它的出现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南方商业相对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南方商业发达，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其中之一就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很多，而且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当时活跃在都市、草市的商人中，不仅有一般的平民百姓，而且还有皇室贵族、各级官僚、职业军人，甚至是寺院僧侣也都积极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对于南朝商业活动的盛况，史书有这样的记载：“晋自过江……历齐梁陈……人竞商贩，不为田业。”

关于南朝皇室喜好商业活动的典型事例，莫过于宋少帝刘义符、南齐郁林王萧昭业和东昏侯萧宝卷三个少年皇帝了。据史书记载，他们都对商业活动有着异常的兴趣，甚至宁愿放弃皇太子的身份。如刘义符、萧宝卷二人就经常在华林园中玩模拟市场交易的游戏。

据记载，徐羡之等人发动政变的时候，刘义符正带着宫女太监们，在玩这个游戏呢！南齐末帝东昏侯萧宝卷在玩模拟市场游戏的时候，总是带上自己最亲爱的皇后何婧英！

郁林王萧昭业是南齐的第三位皇帝，他曾经对母亲庾太妃说：“今日见作天王……动见拘执，不如作市边屠沽富儿百倍。”萧昭业认为做一个富商的儿子，比做太子强一百倍，就是因为做太子要受到许多限制，远不如做富商家儿自由。

由于商业发达，东晋南朝政府就比较重视商业税收的问题。在东晋南朝的财政收入中，商税已经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其中有些税收项目和征税方式，更是南朝所独有。根据有关史书的记载，东晋南朝的商税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估税，二是关津税，三是市税。

所谓市税，就指商人在官立交易区内占有一定场所，而向税收机构交纳的市税。市税是早在秦汉时期就开始征收的一种传统性税收，这是东晋南朝对历史做法的继承。

估税，又称文券税，是买卖成交以后由买卖双方所交纳的交易税。估税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输估，主要用于大宗或特定商品的交易，要定立契约文券；另一类是散估，用于零散日常的小额交易，不立契约文书。估税，按规定按交易额大小，由买卖双方各出4%的估税。这个税目不见于北朝，也不见于前史，因此当属东晋南朝新创的独有税收项目。

关津税，就是商人过关津时所交的通过税。在大一统的秦汉时代，关津税曾一度取消，汉末三国时期恢复，魏晋南朝沿袭未改。南方由于水运交通发达，所以关税就被称作关津税，或者直接称为津税（所谓津者，渡口也）。根据记载，东晋南朝的重要津渡都设置专门机构，以稽查商业走私，征收过路税，法定的税额一般都高达10%，而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往往还要高于这个限额。

除了以上三种税收项目上，南朝商税中还有一种“包税制”。这种税收不仅是北朝所没有的，也是前史所未载的新税制。所谓包税制，简单说就是，承包某一市场征税任务的一种税务制度。这是由于主管征税有利可图，因此有许多人都想当征税官。

征税官当时被称为“司市”，意思就是市场管理者。怎样才能当上“司市”呢？只要他能够保证上交高额税利，并有足够的家产作为抵押，就可以当上这个官。也就是说，一旦当上某个市场的“司市”，无论你能否完成任务，最后都要上交原先定好的税收数目，完不成就拿家产充当。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承包，因此就称为“包税制”。

包税制度下，最大的获利者自然是政府，但包税人也是有利可图，否则人们就不会争着去当这个“司市”了。包税制的出现，表明南朝商业有了很大发展，从而为包税人提供了获得厚利的机会。

南朝商业的发展，还表现在货币的使用上。汉末以至三国，由于战乱的关系，当时货币很少流通，市场上主要流行物物交换。东晋南朝这种情况就大大改变了，货币不仅直接关联政府的财政收支，与一般群众的日常生活也密切相关。东晋南朝政府的政府税收，主要包括户调（即人头税）、田租与商税三项，其中的商税，自然是用钱琮（cóng）支付，户调、田租则可以交纳实物，但后来也可以部分折算成钱来交纳。

这样一来，货币就在东晋南朝的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计算财富也都用钱来表示了。例如刘宋时人沈庆之（386—465，字弘先，吴兴武康即今浙江德清人，刘宋名将，曾担任前废帝刘子业顾命大臣），他在晚年“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沈庆之的财富是田园，但是在估计财富时却用钱来表示，这说明货币在当时乃是衡量财富的一般标准。再如，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是一个聚敛财富的高手。他的家里不仅积聚大量的布、绢、丝、绵、漆、蜡等实物，还积聚了现钱“三亿万”，足足装满了30余间房子。

再来说北朝的情况。

北方自永嘉之乱以后，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城市荒废，正常的商业活动几乎陷入停顿。不过，十六国北魏初期的商人，却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呢？

这是因为正常的商业活动陷入停顿，反而使物资供应更加匮乏，这就为商人牟取暴利提供了更好的时机。另外，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也更加需要商人为之服务，因为他们要得到奢侈品的供应，只能通过商人。正因如此，所以十六国北朝的君主或显贵身边，一直活跃着商人的身影例。

例如，前秦时期的达官贵人就特别喜欢和商人来往。当时长安城中有一位名叫赵掇的富商，“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则王侯”。赵掇还凭借财富被任命为“国卿”，获得极高的政治地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有一位贵臣名叫安同（？—429，辽东胡人，其先祖安世高，东汉时以安息王侍子身份入洛阳，历魏至晋，避乱辽东，父安屈曾仕前燕慕容暐，安同为道武帝拓跋珪开国功臣，曾担任外朝大人诸职），他也是凭借祖辈经商积累的财富而获得了政治上的高位。

北魏早期的官商结合很有特色，这是因为北魏前期官员没有俸禄，各级官府机构设置有专门的商人。他们的任务就是经营货殖，为官员提供财物，也就是说，官商结合是特殊政治背景的产物。总之，北魏前期的商业形态比较特殊，正常的商业活动几乎停滞，大凡商业活动，都是与皇室、贵族官僚和政府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北方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

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北魏正常的商业活动才开始恢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宣武帝元恪即位以后，洛阳才又重新恢复了北方商业中心的地位。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记述，北魏后期的洛阳，商业市场已经由西晋时的3个增加到6个，在新设的大市中，“资财巨万”的大商贩已经不在少数了。

此外，洛阳商业活动还有一个显著特色，那就是外国商人很多，所谓“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商胡客贩，日奔塞下。”在洛阳经商的“商胡”，主要是来自西域的客商，通常被称作“西胡”。“西胡”到后来的东魏北齐时期，势力更加发展，不仅直接影响东魏北齐的政治运作，而且影响当时的文化、生活习俗。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北齐西胡化的风气很盛。所谓“西胡化”，就是指“那些鲜卑或鲜卑化贵族，沉溺于西域的歌舞、游戏与玩物中”。北齐为什么能够西胡化？那是因为北齐境内有许多西胡人，这些西胡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自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北魏洛阳西胡的众多。北齐的西胡也就是他们的子孙。像和士开，其先即西域胡商，本姓素和氏。”

不过，洛阳的商业繁荣并未能持续下去，很快就随着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以及后来的北齐、北周之间的长期战争而烟消云散。东魏、北齐的新都邺城，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出现了一时的商业繁荣，但毕竟缺乏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从而限制了它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从总体上来说，北方的商业远远不及南方发达，货币的使用也不如南方普遍。北方在经济贸易活动中，基本上还是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换。北方使用货币，是始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但使用范围也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