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富强则安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出自《五蠹》）

言气力，即言国之富强。

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出自《和氏》）

经济实力是国家强盛的基础。

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出自《显学》）

国家强大了，他国来朝拜，国家贫弱了，就要去朝拜他国以求安，所以英明的君主首先要使国家富强。

故国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出自《饬令》）

国家富强，天下谁也不可能侵犯它。

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出自《五蠹》）

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出自《五蠹》）

所谓统—天下，提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持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强大，就能进攻别国；安定就是不可能被别国侵犯。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出自《五蠹》）

乡间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物质条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

韩非认为国家实力才是第一位的，战国的小国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热衷于于搞“合纵连横”。那些最热衷于此的小国，不管是搞“连横”的，还是搞“合纵”的，都毫无疑问落个丧土亡国的下场，比如西周国、卫国。而假如它们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而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发土地来增加积累，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大国权衡利弊，觉得攻打它们不划算，就也不会去侵犯它们。

王者独行谓之王，是以三王不务离合而正，五霸不待从横而察，治内以裁外而已矣。（出自《忠孝》）

韩非子针对战国后期“纵横”泛滥而提出，合纵、连横都靠不住，以前的三王、春秋五霸，那个都不是靠合纵或连横而成其功业的，只有把国家内部治理好，国家富强了，才能控制天下局势。

然则害与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问乎？自恃其不可侵，强与弱奚其择焉？失在不自恃，而问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出自《难三 》）

那么受侵害和不受侵害。在于依靠自己罢了，何用问别人呢？依靠自己的不可侵害，那么又何必去管别人的强和弱呢？错在不依靠自己，却问敌人能把我怎样，那不受侵害也只是侥幸了。

【解】：

韩非子所处时代诸侯混战，天下人或言纵横或言仁义，他冷静而坚决地认为，国家实力才是核心问题。因此我们不妨说，“实力论”是韩非子国家观的基点。

2.​ 行法术则富强

国家富强则安，但又如何实现富强呢？

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开，在所塞，塞其奸者必王。故王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恃外不乱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兴。故贤君之治国也，适于不乱之术。贵爵，则上重，故赏功爵任而邪无所关。好力者其爵贵；爵贵，则上尊；上尊，则必王。国不事力而恃私学者其爵贱，爵贱，则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国用民之道也，能闭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出自《心度》）

韩非子提出了让国家强大的三个要点：闭外、塞私、自恃，核心在自恃上。

闭外就是防止外国捣乱，韩非子认为不可以依赖外国势力不主动捣乱，而是要通过夯实自己国家的内功，让外国势力不能捣乱。塞私就是堵塞私学。自恃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这三点的关键在于要重视“耕战”（那个时代国家的内功所在），以“耕战”为立国根本，“耕战”搞好了，国家就会稳定，国家就会有力量可恃，外国就会无可乘之机；同时要通过堵塞私学让爵位贵重，这样君主就会尊贵，国家才会强盛。

这个观念对企业管理而言同样适用，夯实内功，确保企业经济效益，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

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译：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以强国，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不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出自《五蠹》）

很明显，韩非子认为行法术才是强国的途径。

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出自《五蠹》）

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干，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

何以让民众这么认为呢？ 尊法而行赏罚而已！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出自《五蠹》）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闭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

以更好的赏誉鼓励民众就业于农耕，是需要以法治为基础的。

【解】：

韩非子的“实力论”的最后归宿还是“法术论”。

3.​ 反对虚言

坚持“实力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务虚。

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出自《饬令》）

国家重视实力，就难以攻打它；国家重视虚言美誉，就很容易攻打它。

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出自《五蠹》）

子贡是孔子高徒，倡仁义，善言谈。韩非子用子贡不能依靠言谈组织齐国攻打鲁国，来说明没有实力做基础，仁义和善辩都是没用的。

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出自《显学》）

拥有巨石千里，不能算富有；拥有俑人百万，不能算强大。石头不是不大，俑人数目也不是不多，但不能说是富强的原因：在巨石上不能生产粮食，而佣人不能用来抗击敌人。

韩非子以不能种地的巨石、不能打仗的陶俑比喻虚言者，认为他们对提高国家实力没有帮助。

4.​ 反对恃外

坚持“实力论”的令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依恃外国。

简法禁而务谋虑，荒封内而恃交援者，可亡也。（出自《亡征》）

君主忽视法制禁令而致力于权谋，荒怠国内政事而依赖外国的外交支援，国家可能会灭亡。法为体，谋为用，舍法而用谋，是投机之途，而非长久治国之策。企业经营管理亦然，围绕企业业务要建立结构化的制度、流程，才是稳定、长久之策。另，企业家只跑业务、跑关系，荒怠企业内部管理，也是不可取的。

故恃人不足以广壤。（出自《饰邪》）

所以不可能依靠别人扩大自己国家的土地。

恃诸侯者危其国。（出自《饰邪》）

国家的生存安危如果依靠其他国家，是很危险的事。

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出自《五蠹》）

周国和卫国热衷于搞纵横，周国搞合纵，卫国搞连横，结果都很快亡国了。

【解】：

不依恃他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做企业也是这样的，不应过于依赖一两个大客户或大供应商。

5.​ 功用导向

察士然后能知之，不可以为令，夫民不尽察。贤者然后行之，不可以为法，夫民不尽贤。杨朱、墨崔，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鲍焦、华角，天下之所贤也，鲍焦木枯，华角赴河，虽贤不可以为耕战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尽其辩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尽其行焉。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错法以道民也，而又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也疑；赏功以劝民也，而又尊行修，则民之产利也惰。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出自《八说》）

这段韩非子表达了两个观点：

一是倡导实学，反对对国家无实际好处（即无助于耕战）的虚学。他认为杨朱、墨翟的学说虽然明察，却不能作为官府的法令；鲍焦、华角是天下公认的贤才，却不能替国家种地打仗；孔丘、墨翟知识渊博又善于辩论，但他们不会种田，国家不能受益于他们；曾参、史䲡孝道寡欲，但他们不会打仗，国家不能受益于他们。所以这些人都是对国家没有实际帮助的人。

二是认为君主应该把握正确的价值导向，倡实学、重功效，引导民众做有助于国家富强的事。君主位高权重，君主明察的东西，有智慧的人就会在这方面尽力施展他的辩才；君主推崇的东西，有才能的人就会在这方面接近全力地干。这种通过垂范效应宣示的价值导向对国家影响很大。当价值导向错位时，不劳作的人丰衣足食，不出仕的人名声显赫，会导致民众惰于生产、怀疑法律，这样国家是不可能富强的。

简言之，倡导什么、反对什么，奖赏什么、禁止什么，都在引导整个国家民众的价值观念，不可不慎重。对于企业管理而言，也需要掌控企业的价值导向，让员工在企业希望的事上用功尽力，让对企业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员工名利双收，这样企业才会做强。

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出自《五蠹》）

韩非子认为倡导仁义、文学，本质上是提倡个人的私义，违背君主的公义的，所以要摈弃。他举了两个例子说明这点，一是楚国有个叫直躬的告发父亲偷羊，令尹以此举背父子之义而诛之，这说明君臣之义与父子之义是背离的，存私义则失公义；二是孔子表彰一个因为担心自己战死沙场老父无所养的逃兵，这说明孝和忠是背离的，尽孝则不能尽忠，实是存私义而弃公义。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出自《五蠹》）

这段要表达的和上一段类似，韩非子认为从事仁义之说、文学、游侠的这些人被社会所认可和崇尚，而这些人是不事生产、不上战场杀敌、不守法度的，对这些思想和职业的认可，就是对法治的背离，这是不符合国家利益导向的价值导向。

【解评】：

很显然，韩非子认为价值导向正确与否的标准在于是为公还是为私，倡导私义的思想都是有害国家利益的，只有倡导公义的，才有助于法治、有助于国家富强。

在韩非子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公私关系对立了起来，有私无公，有公无私，这是其局限性，也是其思想倡导绝对专制的判断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