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德鲁克和彼得斯所倡导的后现代管理学可以理解为对某些沉睡许久的管理概念和价值观念的唤醒，它们为新的社会想象开辟空间，这些想象将面向实践并以新的方式对话。但是，德鲁克和彼得斯所倡导的后现代管理理论有所不同，可以说是理论流派并行，甚至有互相消解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后现代在管理学内的继续发展。

严格地说，德鲁克是“建构论”(constructionism)的后现代管理学家，彼得斯是“解构论”(deconstructionism)的后现代管理学家。

以德鲁克为代表的“建构论”后现代管理学家总是谨慎地、细致地、各自面对特定语境(contextual)中的特定问题，谨慎地界定自己理论的有效边界，从不假扮自己可以回答边界以外的任何问题。建构论者则是将“现代”作为研究评论的对象，不一定完全带有贬义，更接近于有条件地容纳一些现代性的原则。持“建构论”的后现代管理学家在概念基础的层次上，在其全部的话语中，其提倡者们致力于证明组织及其管理世界并非如现代管理学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为线性因果规律所支配的永久稳定的统一组织体和一个确定性的管理系统，而是一个为根本不确定性、随机性和不可预测的涨落所支配的不均匀过程。他们论证说，作为现代性特征的现代管理学方法的还原理性和工具理性，以及它所强调的理论、逻辑、客观性、预测和控制等，应当由对组织及其管理系统的差异和复杂性的敏感性、合理的解构论和对差异的宽容所补充或者取代，以及对案例研究、实验、修辞学、授权、自主性、参与性和适应性的强调。而现代管理学那种把组织及其管理的进步看作是朝向人类自身的实现和完善逐步进化过程的目的论观点，则应被取代为一种组织及其管理的进步是征服与抵抗、竞争与适应之间多少有些彼此独立的过程替代。在德鲁克等持“建构论”的后现代管理学家对现代管理学与后现代管理理论的论述中，包含两个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基本方面：一方面，他们努力把后现代管理理论统一于现代管理学的整体中；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现代的整体性，主张用后现代的重写消解这个整体性。德鲁克(Drucker,1959)写道：“我们已经不再了解这样的问题：改变本身到底是好是坏？一开始，我们先改变当时被人们视为规范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认为秩序被改变了……我们认为改变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事实上，时至今日，我们唯一能够理解的秩序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前进的、一直在改变的秩序。”295

以彼得斯为代表的解构论者对于“现代”这个概念经常是表明立场的贬义词，对现代管理学所假设的许多理性命题，比如，管理科学进步、组织的进化和人性实现等启蒙主义设计提出“全称否定句式”的质疑。持“解构论”的后现代管理学家的基本思想是否定理性主义作为管理理论的基石，否定传统管理学人性的基本假设，否定管理的普遍主义意义，否定传统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

于是，对后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一个混合概念的有效性，人们就有可能提出质疑：“要理解一个概念是如何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一种媒介常常是困难的……不同的作家将后现代……理解为与各种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政治立场有本质关联的东西。”296

后现代精神实质上是一场广义的管理学思维方式的运动。后现代管理学思维方式与现代管理学思维方式不同，它是一个多元化的思维方式，是一场对西方现代管理学理性范式强劲而普遍批评的范式运动。作为一种范式运动，后现代管理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消解现代管理学范式运动的消极影响，解构和颠覆现代管理学方法论范式基础及构建其上的现代管理学范式，其表现是极力倡导“范式的革命”和“思维方式的转换”。因此，后现代精神更多的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探究当代西方企业组织和管理进化的新特征、新矛盾及其理论走向，折射出当代西方现代管理学裂变的征兆，并以不同态度、方式寻求解决管理理论发展的矛盾之途。

我们认为，管理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互补的。后现代管理学虽然表面上同现代管理学相对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管理学的反动，但实质上它同现代管理学范式有着极强的血脉联系。后现代管理学深深扎根于西方现代管理学中。

从哲学意义上看，现代管理学建立的基石是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结合在一起所理解的终极实在。这个终极实在就是把现代管理学的理性看成是一个抽象的、完全不变的“上帝”。在管理学后现代精神看来，现代管理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思想，认为存在一个绝对不变的理念。后现代管理学力图打破现代管理学中的绝对理念和宗教中绝对存在上帝的形式主义(formalism)的禁锢，发起了一场对管理学内部的激烈变革。后现代精神强调运用现象学、诠释学、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等攻击抽象的、永远存在的形式(form)，或者叫作“Idea”，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存在背后的存在”，或是泰罗所说的“理性”“效率”。在后现代管理学的思想中，管理学追求的不是本源意义上的“理性”“效率”，而“理性”“效率”是与“人性”紧密联系的，现代管理学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抽象性的、客观性的对象，那是“同”，而非“和”，是“同而不和”。在后现代管理学看来，现代管理学主流学派的科学性是一种机械逻辑论和对理性的滥用，而“理性”“效率”与“人性”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寓于科学、竞争和协作中的。

现在宣布现代管理学的遗产已经退场还为时过早。现代管理学范式的三大法宝越是遭受打击，越会坚强地存在于现代管理学的某些思想体系中。但是，后现代管理学让现代管理学家们感到最失落和不适的，便是发现自己居然属于自己所要启蒙和引导的管理实践者的一部分。应当这样说，管理学精英和管理实践者是有差异的，但是这种差异不是管理学精英启蒙和引导管理实践者的差异，而是一种分工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