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不同于欧美之处，是学术界和咨询培训界的分裂乃至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分裂。西方是分工造成的问题，而中国是分裂造成的问题。分裂和分工是不同的概念，如果说，分工会产生隔阂，那么，分裂会催生出管理领域的江湖游医。在管理领域，中国已经有了众多的商学院，有了数量庞大的管理学教授队伍，但是，这批教授在管理咨询和培训方面并不是主力，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学术方面。尤其是官方的考核指标和聘任标准，使队伍集结在论文（特别是国际期刊论文）和项目方面。而这些论文和项目，又以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的实证研究为主，聚焦目标是顶尖期刊和官方项目，这些项目报告和发表论文在管理实践领域基本上没有影响。更重要的是，管理培训师几乎不看这些东西（当然，那些故意隐瞒反例、排除不利数据的所谓研究成果，可能不看更好）。所以，在西方通过咨询和培训能够进入企业的管理研究成果，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可能有人认为，中国的商学院也给企业提供了大量咨询服务。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中国商学院能够给企业提供的咨询和培训，大量属于非管理性质的具体技术方案，以经济、会计、金融等内容居多，真正涉及管理的极少。而关于人力资源、领导力、组织变革等方面的培训，基本上不是商学院进行的。也许，治理结构是个例外，但那往往是为了上市或者是为了别的目的，而不是真正为了改善管理。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吸引培训对象，以商学院为基地举办的某些培训班，往往还要聘请一些“江湖游医”，因为这些人名头大，口才好，对听众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西方理论“水土不服”，所以，“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培训成为一大特色。在学界，如何使普适性的管理学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境相结合，一直是困扰教授们的难题。一批学者一直在从事“中国式管理”（以曾仕强为代表）或者“东方管理学”（以苏东水为代表）等研究，试图以西方式的科学方法解读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境，这种努力尚未脱离学术轨道。问题是中国的大学也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教师的选留、考核、培养、晋升制度，导致中国管理学界很难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既有从事真正的学术性研究的圈子，也有琢磨政策动向、揣摩文件和领导意图的圈子，不同“圈子”之间缺乏规范的学术交流，很难形成严格的学术对话，使学者队伍也出现了“江湖化”现象，前些年，有的大学校长以院士身份而用网络语言进行讲演，引起学生的追捧和轰动就可以说明问题。我们不可否认，演讲能力、亲民姿态，对于教师确有必要性，但是，当一个大学校长以一篇充满网络俚语和“段子”的讲演把毕业生送向社会的时候，只有煽情而没有对学术的敬畏，只有媚俗而没有厚重的教养，就有可能把大学变成说相声的天桥。如果单纯看口才和包袱逗哏，那么，郭德纲要超过多数教授。这就给商学院的培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知识和思维训练，还是段子和相声娱乐？

正是商学院的这种现状，促使社会上的培训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管理培训的非学术化。当然，这条道路有相应的企业情境和社会环境做铺垫。大量的管理培训读本，是仿照戴尔·卡内基的心灵鸡汤、拿破仑·希尔的成功宝典，或者是基于国情的国学启蒙、三十六计式的纵横策略。从这些培训师掌握的西方管理知识看，有些知名培训师，连演讲大师卡内基和钢铁大王卡内基都分不清，把二者混同为一人；从他们掌握的国学知识看，有些人连基本经典都不知道，所讲内容不超出传统的童蒙读物水平，甚至把孔孟老庄玄奘惠能一锅煮，根本没有传统学术的基础，江湖游医变成了全科名医。这种培训，靠的是驾驭会场、诱导听众的能力，而不是靠管理知识和思维训练。如果说，以彼得斯为代表的西方洗脑式培训，在洗脑时还要以管理学的基本知识为基础（汤姆·彼得斯毕竟在斯坦福大学受过科班管理教育，而且彼得斯在揶揄学院派时并不否定管理学术），那么，中国的洗脑式培训，连“离经叛道”都算不上，因为这种培训师基本上不掌握正规的“经”和“道”，只是一种江湖野路子的花拳绣腿。

当然，如果没有市场，江湖野路子就会自然消亡，然而，中国在管理领域存在着巨大的江湖市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一批中小企业经历了“野蛮成长”（万通冯仑语）道路。经过痛苦转型做大做强的企业，其自身经历就足以构成一部内涵丰富的管理教科书，只有那些至今还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中小企业，面对环境的巨大变化，才会胸中无数手中无招。所以，这些中小企业是最需要管理培训的主儿。然而，这批企业从创立到发展（有些则是跳槽式创办兼发展，即根据大气候不断变换经营内容），一直没有走上规范化管理的道路。当初的起步乃至现在的转型，主要是靠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所以，这些企业家，对政策变化的嗅觉灵敏度远远高于对市场变化的感知，对党政领导人和主管部门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对自身组织的了解，他们是弄潮儿而不是游泳健将，而正规的管理培训要练基本功。就像学游泳，正规学习要从换气划水开始练，首先打好蛙泳基础，这对于他们来说不但刀下见不了菜，而且近乎无用。以往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使他们更重视潮流和悟性，而不重视严密的逻辑和精致的管理。江湖式培训正好能够适应他们这种需要。即便起不到真正的作用，也会使他们增强信心并“感到”某种鼓舞。他们需要的培训，多是吸了鼻烟打出一个喷嚏的感受，这是学院式教授难以提供的。

另外，由于中国持续几十年的革命，使传统遭到了极大破坏。“国学”之所以能热起来，是因为多数人已经不大知道国学是什么。从现在讲国学的实际情况看，真正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反而很难适应，因为面对传统的人为断裂，真正的国学，需要从最基础的常识讲起，否则就说不明白。如果陈寅恪复生并让他给企业家讲学，估计他那种严密考证的讲授会把慕名而来的大部分听众吓跑。所以，现在一批讲国学的培训大师，基本上是介绍一些简单的文史常识，并非学理上的深入探究。以《论语》和《道德经》为例，语录体名言警句如果没有具体的情境分析，基本上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有出色的表达能力，哪怕没有研究也可以讲得有声有色。这种现状，使脱离了相关研究的国学培训可以大行其道。

大体上，同西方相比，中国未能形成管理学的学术共同体（主要表现为评价标准非学术化，跟风式的机会主义），培训缺乏学术支撑（学者和培训师两个群体之间断裂）。企业家的成长道路差异，使面向中小企业的培训难以渗透学术内容。这些问题，会对中国的管理培训带来比较长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