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制度，都会在执行过程中，随着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而出现异化。所以，制度的效用，不是取决于制定者的初衷，而是取决于制度所调整的利益均衡程度。

中国古代有一个制度，叫增秩留任。具体办法是，一个地方官如果特别得民心，任满离开时，当地老百姓竭力挽留，可以提升级别（古代叫品秩），仍留原任。据说，这个制度的起源是唐代的“脱靴遗爱”。当时有一位名叫崔戎的人担任华州刺史，政声颇好，离任时百姓挽留。崔戎骑在马上，还有人抱着腿不撒手。“将行，州人恋惜遮道，至有解靴断镫者。”（《旧唐书·崔戎传》）结果就把崔戎的靴子扒拉下来了，拿回去供起来，作为纪念。到了明代，为了让真心为百姓办事的地方官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就建立了考满（到了任期经过考核叫考满）后增秩留任的制度。据《明史·郭琎传》记载，其制始自仁宣之时。“时外官九年考满，部民走阙下乞留，辄增秩复任。”从正统至嘉靖，史书中不乏这种留任的记录。如松江知府赵豫考满，民众五千人列状乞留，命增二秩还任。吉安知府陈本深考满，部民乞留，诏予三品俸留任。常州知州莫愚考满，郡民乞留，进二阶留任。嘉靖五年，还为此做过专门的实施规定。当今的官员管理中，也有了提高级别留任原地的“厅局级县委书记”，算是“古风犹存”吧。

增秩留任的出发点十分好，有利于勤政爱民的官员继续做好事。但是，任何制度，实施效果总不像设计者想象得那么完善。任职期满后增秩留任，显然反映着官员的名声和政绩。于是就变成了官员的努力方向。官声不那么好的，老百姓不主动挽留，就想法子变着花样“争取”老百姓挽留。做工作的，制造舆论的，专门安排人冒充民意的，不一而足。这样，那些官员扒拉下来的靴子，难免就有了水分。所以，明代后期，这种制度已经异化，官方不得不对这种制度增加了审核监控程序，以保证留任的官员名副其实。然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官场上好鸟是珍稀品种。审核也有可能走过场，甚至有可能颠倒黑白。因为审核的官员，在那些廉洁奉公的人身上得不到好处，而徇私舞弊则能从中得利。一个本来是鼓励清官廉吏的制度，变成了借机生事敛财的制度。结果，审核监控制度也被异化了。继续执行这一制度，弊多利少。于是，到了清朝，就彻底废止了增秩留任制度。只是地方官离任时脱靴子，变成了一个形式上的惯例。

即使这个脱靴子的惯例，依然在继续异化。本来，离任时留下靴子是百姓对官员的一种思念，现在，却变成了官员自己的面子所在。于是，到了清朝，地方官无论清浊，不管廉贪，统统在离任前都要演出一场“脱靴戏”。这种脱靴有真心的，也有假意的。比如，康熙二十五年的上海知县史彩，离任时百姓真心送别，脱去靴子达40馀只。然而也有装模作样的，如清代小说《醒世姻缘传》第17回《病疟汉心虚见鬼，黩货吏褫职还乡》中，写了一个任职三年、赃私十万的贪官，罢职时也搞“脱靴遗爱”的把戏，书中以打油诗讽刺道：“世情真好笑呵呵，三载赃私十万多。喜得西台参劾去，临行也脱一双靴！”到此，这种惯例式制度也已经发生了异化。

从政如此，经营企业的道理也同样如此。我们有不少制度，在制订的时候往往对它充满了希望，但是在执行中，经常会偏离初衷。比如，奖金的发放，初衷是调动积极性，但到后来，积极性没调动起来多少，嫉妒、红眼、不平衡心态等却统统调动了出来，导致领导人在发奖金时首先考虑如何“摆平关系”，只要不引发矛盾就谢天谢地。质量检验制度，本意是为了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但执行中，常常是把本来应该关注的质量放在脑后，而把功夫放在了如何对付质检部门上，加三聚氰胺变成提高奶粉蛋白含量的法宝。高校评职称，本来评价的是学术水平，但实际操作中或多或少都异化为“评待遇”。这种现象已经过于普遍，普遍到了管理者熟视无睹、司空见惯的地步。而一旦制度发生了这种异化，就别指望它能收到预期效果。

制度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关利益对制度内涵的矫正。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离开了利益分析就会变成无本之木。任何制度，在实施中都会由当事人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修正。假定制度本身是公正的，那么，所谓坚守制度，实际上是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所谓破坏制度，实际上就是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一旦某个制度使所有利益相关人都无利可图，那么，这个制度肯定只是一纸虚文。而一旦所有利益相关人都能从中获利，即使没有成文制度也会很快在实践中诞生出不成文制度来。如美国的禁酒法，在这样一个法治国家里，禁酒法却得不到有效实施。美国佬最初以为是法律的地位不高，权威不够，于是把禁酒法上升到宪法修正案的高度，结果，对法律十分尊崇的美国人依然对禁酒法执行不力。原因无它，就是除了私酒贩子，无论是公民还是政府都没有在禁酒中获得利益，所以谁也不把它当回事。

对此，管理者在制定制度时，必须考虑到相关利益人的博弈会对制度的实施带来什么效果。否则，无论怎样强调执行力，强调增大执行力度，都有可能是白费气力。而当某个制度一旦异化到了与制定它的初衷完全背离的时候，就需要适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