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清谈”是不是必定“误国”？“清谈”又是如何“误国”的呢？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清谈”只是一味的“误国”，魏晋南朝的皇帝们对此真的会一直不闻不问，任由它持续下去吗？

所以，笼统地说“清谈误国”，将“清谈”一棍子打死的说法，既不准确，也不公正。如果“清谈”除了祸国殃民、一无是处，统治者绝对不会听之任之，而肯定要加以禁止。但实际上，不仅当时的许多执政者本身就是热衷于清谈的名士，就连皇帝有时也会兴致勃勃地参加清谈盛会。如东晋名相王导、谢安，二人都是国家的顶梁柱石，同时也都是著名的清谈家，都有很高的清谈水平。

以谢安为例，他从青年时即善谈玄理，从政以后依然热衷于清谈玄学。他对于当时流行的“清谈误国”之说很不以为然，并公开为清谈辩护。谢安认为，西晋灭亡，其罪不在于清谈。据记载，有一次谢安和名士王羲之一起登上建康的冶城，举目四望，但见天水相连，这两位名士不由得同时浮想连翩。王羲之说：“眼下正是多事之秋，人人都应该踏踏实实地为国效力，清谈荒废政务，浮文妨碍大事。恐怕不应当再这么清谈玄言了吧？”谢安当然明白王羲之的弦外之音，就回答说：“秦朝用商鞅之策，严刑峻法，实际倒是实际了，可是却二世而亡，难道这也是清谈之过？”

根据对宋、齐、梁、陈四朝政治人物的综合考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大臣，都对清谈有着浓厚的兴趣，或者本身就是清谈名士。南朝皇帝中，有不少人也对清谈很感兴趣。如宋武帝刘裕，虽然出身粗鄙、学养水平甚低，却也“好清谈于暮年”；宋孝武帝刘骏猜忌成性，却对清谈名士格外垂青。

在所有帝王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梁武帝萧衍。萧衍在年青时候，曾与当时的著名文士王融、沈约、谢眺、任昉等人，以文学清谈受到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敬重，号称“竟陵八友”。梁朝建立后，萧衍以九五之尊，不但支持、鼓励清谈，还亲自参加清谈，并将清谈大会搬到皇宫举行，让儒、释、道三教高手辩论高低。兴致上来的时候，他自己也跳上讲坛，高谈阔论一番。大家要知道，梁武帝除了晚年有些昏聩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很能干的明君英主。

清谈发展到陈朝，又呈现出不同于前的新面貌，与宋、齐、梁各代相比更有组织性了。如公元579年，朝廷还专门在皇家的辟雍殿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清谈大会。不难想象，“清谈”倘若真的只有“误国”之害而别无长物，是绝对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另一方面，“清谈”确实也曾“误国”。清谈误国发生在西晋时期，这是因为当时国家政权掌握在这些清谈家的手中。陈寅恪先生说得好：“如果是林泉隐逸清谈玄理，则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也不致误国。清谈误国，正因在朝廷执政即负有最大责任之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怎样理解陈先生的这段话呢？打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一所大学里，有几个清谈玄虚的教授，虽然不一定有助于学术自由风气的建立，但肯定不会影响到整个学校的日常运转，但是如果学校的校长或书记也整天夸夸其谈，那么，这个学校肯定要不了多少时间就会垮掉。

就清谈在魏晋南朝的发展过程来说，只有西晋的时候，是清谈名士在政治上掌握大权的时代，其他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真正的当权者几乎没有纯粹的谈玄名士。诚然，东晋王导、谢安均是清谈好手，但同时他们都是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政治家，在政治上都非常务实。他们喜欢清谈只限于学术讨论的层面上，绝对不会因为清谈而耽误国家大事。至于宋、齐、梁、陈，纵然皇帝达官也时不时地流露出对清谈的兴趣，但都很有分寸，不让玄谈名士插手实际政治。他们需要的只是把清谈作为政治的点缀，或者是为了满足一下附庸风雅的心理需要。既然清谈名士在国家政治运作上无足轻重，那么国家的治乱兴衰，又与清谈何干，“清谈”又如何谈得上“误国”？

可是西晋不一样，像王衍这样的人，竟然当了宰相，他可是除了空谈玄理而没有任何治国理政之才的“空头理论家”啊！王衍从小即享盛名，因为他除了风度翩翩外，还非常聪慧，极善夸夸其谈。在起初的时候，王衍谈的是战国纵横之术，说起来可真是慷慨激昂、天花乱坠，听上去很有张仪、苏秦的长策和鲁仲连的胸襟。当时恰好赶上边境多事，于是就有人向朝廷推荐王衍，朝廷便任命他为辽东太守。面对这个情景，王衍退避三舍，坚决推辞不干。从此之后，王衍便改变了清谈的内容，再也不论世事，而是改谈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老、庄玄学了。

王衍这么做，当然是在逃避社会责任，而且这种逃避责任的态度从此贯穿了他的一生。凭着过人的聪明、雄辩的口才，再加上高贵的门第，王衍很快就博得了高名美誉，成为士林推崇的清谈领袖。像王衍这样华而不实的浮华之士，如果让他只是这么清谈玄虚，对国家的政治确实无益，却也不会造成多大危害。可是，西晋朝廷却对他委以重任，让他一直做了宰相这样的高官，可想而知，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西晋的政风会是一种什么模样？所谓“上行下效”，西晋官僚机构，自台郎以下，“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的西晋官场，甚至从台郎这样的小官以下，都不屑于从事具体的政务，而以崇尚清谈玄虚为高明。“清谈误国”对于西晋来说，确实是历史的深刻教训！但如果追本穷源，统治阶级的用人失误，才是西晋亡国的根本原因，因为国家政权本来就不应该交给王衍这样的人去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