铨选是对正式官吏的任命，铨选的对象，为具有散官身份者。散官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已担任过官职（即具有资历）考满待选或停官待选者，称为前资官；二是取得散官身份而未任实职者，称为有出身人。

唐代铨选，分文武由吏兵二部执掌，实际的参选人为六品以下官员，五品以上则权在中书门下，称选授。由于唐代选官与任职不配套，历时一久，势必会造成官与职之间的人数差异。唐初，“士不求禄，官不充员”，但很快就出现了官员多于职务的局势（大约从贞观年间起已是官多于职），每年入选散官者达上千人甚至数千人，而职务有限，致使有大量官员无职可任。因此，铨选实质上是对官员的又一次选拔，即对任职的选拔。其方法如下：

选格选解：

每年四月起，由吏部制定下年的选格，规定年度铨选的选限、资历、条件、解状文书规范格式等内容，五月颁发到州县。州县接到选格后，要公开榜门宣示，晓谕周知。属考满待选的前资常选人，则在本任报名应选；属黄衣选人，则在本贯报名应选，称“投状”。州府对所有应选人进行审核，出具解状。解状应包括罢免之由、考核资序、郡县乡里名籍、父祖官名、内外婚姻、年齿形貌、优劣课最、谴负刑犯等。应选者最迟在十月解送到尚书都省，过时不叙，称为冬集。

投状联保：

尚书都省将选解分转吏兵二部，同时选人亦须自行寻找联保人和识人。保人须五人，识人为一人。或同流者五人，称联；或京官五人，称保；另有一人为识。并向吏部或兵部投送自己书写的铨状。如果文吏求为武选，则要视其身材强勇；武吏求为文选，则要视其书判精工。

南曹驳放：

吏兵二部以甲历为依据，对所有参选官员的解状、簿书、资历、考课等在选院（即南曹）进行审查核实。甲历是选人的档案，共三份，分存中书、门下、吏部或兵部三库，亦称库甲。南曹既审查内容，又审查形式。内容审查如发现“刑家之子、工贾异类及假名承伪、隐冒升降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殿选处罚；形式审查如发现“文书粟错、隐幸者”予以驳放409。

四才三铨：

经过南曹检勘驳放，由吏部和兵部按照“四才”的标准进行铨选。

“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五品以上不试，上其名中书门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①

考试铨选分三组进行，故称三铨。唐前期由尚书为一组，主持六七品铨选，侍郎二人分二组，主持八九品铨选。景云后改为通品而铨，主持者亦可以他官判领。

在身言书判四才中，唐代最重书判，尤以判为先。身仅察视，言仅闻听。

宋人洪迈称：

“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

并引白判文数例。如：

“甲去妻，后妻犯罪，请用子荫赎罪，甲不许。判云：‘不安尔室，尽孝犹慰母心；薄送我畿，赎罪宁辞子荫？纵下山之有恕，曷陟屺*（读音qǐ）之无情？’”“辛夫遇盗而死，求杀盗者，而为之妻。或责其失节，不伏。判云‘夫仇不报，未足为非；妇道有亏，诚宜自耻。《诗》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礼》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等等410。

正如马端临所言：唐代取人之法，礼部所试为文学，吏部所试为政事。“然吏部所试四者之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觇之。”411而且试判字迹，要与铨状对照，以杜假手枪替。一旦字迹不同，立即驳放殿选。

由于试判重要，所以在吏部考判时，试场围棘，讥察防检，一如礼部科举之制，且考场管理比科举更严。唐代试判，实行糊名暗考之法（制举亦糊名但常举不糊名）。开元十五年敕令就有“今年吏部选人，宜依例糊名试判”之语412。如果发现考试有弊，则要复试，唐玄宗曾在兴庆宫亲自主持过这种复试。

“宋遥，玄宗时与苗晋卿俱为吏部侍郎。天宝二年，贬遥为武当郡太守，晋卿为安康郡太守。是时，海内晏平，选人万计，委有司考覆书判。诏重其事，兼命他司考之，务求其实。遥与晋卿苟媚朝廷，又无廉洁之操，取舍偷滥，至为当时所丑。有张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麦，假手为判，时升甲科。会下第者尝为蓟令，以其事白于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禄山恩宠崇盛，谒请无时，因具奏之。帝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楼亲试，升第者十无一二焉。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谓之曳白。帝大怒，遥、晋卿既受责，乃贬倚为淮阳郡太守。”413

三唱三注：

根据四才三铨，确定留放名单，张榜公布，留人名单称“长名榜”，放人除殿选者外可参加下届冬集，留人则唱名注官。注官首先要看资品，对超资官通常掌握极严，一般循资而注，不得逾越。其次看出身，流外出身的限制最多，一般不得担任清望官和亲民官，即使同为科举及第，进士出身和明经出身也有较大差别，进士多在要途，而明经多为教职。再次要看仕历，如未经州县职者不得注拟台省。最后还要看回避与特殊官职的限制，如不得在本贯任职以及有亲属关系的官职回避。另外，大理寺的法官和太常寺的礼官，还要与本司商量后方可注拟。

注官最多三次，实际是给选人三个选择机会，唱名征求意见。经三唱三注，选人仍不同意者，则不再换官，待下届冬集再注。凡因注官不谙而参加下届冬集者，届时不再考试书判，只需检取旧判注官。但三唱不到者，则不再免试之列。

审覆过官：

唱名注官后，由吏兵二部将所拟官职人名分类汇编，将各个官员的解状、铨状、保状、书判等所有资料编辑为一，称为团甲，报尚书都省勾检审覆。都省审覆多为例行公事，但亦有纠按落下者。如大和二年（828年），尚书左丞韦弘景，以吏部注拟不公、超资授官为由，黜落所注拟官员六十七人。都省审覆后，送门下省过官。门下省由给事中负责审查，若官非其人，理失其事，则报侍中黜落。

授予告身：

门下过官后，中书省起草告身，由吏部兵部在三月底以前正式授予选人，其人赴廷面谢后上任。

从贞观时开始，五品以上职事官以及八品以上供奉官，尚书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等虽在六品以下的常参官，则不由吏部注拟，而由中书门下直接掌握，进名敕授。“六品已下，官卑数多，皆吏部注拟；五品以上，则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员。”414从唐初到安史之乱爆发，一直以具员簿为选授依据。战乱中，以前的具员档案被毁，官吏选授的规范亦不复存在。建中三年（782年），中书门下奏请恢复具员之法，并请敕令天下州县审勘，将前资官和现任官的乡贯、历任、官讳等资料报中书门下，重建具员簿。宪宗即位后，再一次重建具员簿。

凡五品以上官员，选授时不再试书判。“旧法，四品、五品官不复试判者，以其历任既久，经试固多，且官班已崇，人所知识，不可复为伪滥耳。”415

中书门下提名与除授，主要考虑官资以及曾任职务种类。安史之乱后的大中年间，规定改转官员的期限为，刺史四考，郎中、起居、御史各两考，馀官各三考。元和年间，则规定了新的考选之格。

“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定考迁之格，诸州刺史、次赤府少尹、次赤令、诸陵令、五府司马、上州以上上佐、东宫官詹事谕德以下、王府官四品以上皆五考。侍御史十三月，殿中侍御史十八月，监察御史二十五月。三省官、诸道敕补、检校五品以上及台省官皆三考，馀官四考，文武官四品以下五考。凡迁，尚书省四品以上、文武官三品以上皆先奏。”

416中书门下所掌握的主要是任职资历，而破格超资，则主要是皇帝别敕，或另由科目选产生。

科目选的科目，除进士外，几乎与科举完全一样，有宏词、拔萃、学究一经、开元礼、三礼、三传、一史、三史、明习律令等。但是，其参加者必须是前资官或有出身散官，由吏部主持，因此与礼部主持白身参加的科举不同，实际上是对正常铨选的一种破格制度。“况常人自有常选，停年限考，式是旧规。然犹虑拘条格，或失茂异，遂于其中设博学宏词、书判拔萃、三礼、三传、三史等科目以待之。”417

非时选顾名思义，是不受选次限制，不定期进行的选授。主要针对两种情况：一是使职官员，据旧例，担任使职可减选，无选可减便放非时选。二是有功官员，政绩显著并考课上等者，或减选次，或放非时。

武后时，为了收揽人心，取得政治支持，打破铨选旧制，大量授官。“及武太后临朝，务悦人心，不问贤愚，选集者多收之。职员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试官以处之。故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谣。”418

中宗时，在正常铨选之外又有墨敕斜封。“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安乐公主等用事，于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凡数千员。内外盈溢，无听事以居，当时谓之‘三无坐处’，言宰相、御史及员外郎也。又以郑愔*（读音yīn）为侍郎，大纳货赂，选人留者甚众，至逆用三年员阙，而纲纪大溃。”③但这种破格，只是短期性的，并未形成常制。

唐代已有了较为完备的任官回避与限制。唐代回避，包括籍贯回避和和亲属回避两种内容。在籍贯上，唐代规定品官不得在本贯及相邻州县任职，因此，铨选时，“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于吴；复有云亲老先任云南，即唱之陇右。”419但是，在某些时段或某些皇帝的特许下，籍贯回避并不十分严格地执行。如高祖时，任虢州卢氏人张士贵为虢州刺史，且明言“欲卿衣锦昼游耳”420；高宗咸亨三年（672年），“制雍、洛二州人听任本州官”421；开元时，万年人韦抗任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韦抗弟韦拯任万年县令，“兄弟同领本部，时人荣之”422。亲属回避则较籍贯回避略严，官员须回避亲属之间的隶属关系或连判、勾检关系，回避官名署名犯其父祖之讳者。如宣宗时杨收、杨严兄弟，杨收为宰相，杨严任翰林学士，即上表请外职以回避，拜越州刺史。宪宗时翰林学士独孤郁以妻父权德舆在中书，辞内职以避嫌，遂以本官守起居。元和十年（815年），杨嗣复改任礼部员外郎，其父当时为户部侍郎，嗣复以父子同省不便，请换他官。遂有诏令明确规定：“应同司官有大功以下亲者，但非连判及勾检之官并官长，则不在回避之限。如官署同，职司异，虽父子兄弟无所避嫌。”423另外，大约从宪宗起形成惯例，宰臣子弟不得任言谏官。时杜佑为宰相，子杜从郁拜左补阙。“论之曰：‘从郁是宰臣佑之子，父居宰执，从郁不宜居谏列。’乃改为左拾遗。又论曰：‘补阙之与拾遗，资品虽殊，同是谏官，若时政或有得失，不可令子论父。’”424

任官的一般限制属于职业性的，大体上，工商之家不得为官，而食禄之人亦不得与民争利。在官吏队伍中，针对不同的出身门第以及亲族状况，有一定的职务限制。如肃宗时，京兆尹魏少游奏请：“中书门下及两省五品已上，尚书省四品已上，诸司正员三品已上，诸王、驸马中期周已上亲及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官、畿令、赤县丞簿尉，敕从之。”425。在任官经历上，玄宗时曾特别强调，未历州县者不得入台省。后来宣宗也曾规定，未曾任刺史、县令或在任有赃累者，宰臣不得拟议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等职。到唐末僖宗时，还针对当时武人跋扈，规定武官不得转入文官选改。但是，这种限制往往不很严格，而且执行时间有限。

唐代官吏的铨选迁转，极重资历。开元十八年（730年），吏部尚书裴光庭创“循资格”之法，史称“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于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谓之‘圣书’。”426“凡官罢满，以若干选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选，高官少选，贤愚一贯，必合乎格者乃得铨授。”427议者对“循资格”颇多批评，称“虽小有常规，而求材之方失矣”。事实上，这是官多职少的必然结果。即使官职相符，资历也不能一概否定。关于资历，岑仲勉论道：“盖偶然破格，固任何时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资，则为任何时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务上之破格，有时或收效甚宏，常务而破格，势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时代，人人得躐*（读音liè）阶而进，更无异于奖励钻营。”428确为真知灼见。

唐代官员的升迁途径，白居易曾予以概括：

“国家公卿将相之具，选于丞（左右丞）郎（六部侍郎）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丞郎给舍之材，选于御史遗补（拾遗补阙）郎官（郎中），御史遗补郎官之器，选于秘（秘书郎）著（著作郎）校（校书郎）正（正字）畿赤簿尉（主簿县尉）。虽未尽是，十常六七焉。”429

铨选补授，以资陟迁，大致与白居易的叙述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