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生物对于作用于它的东西，都具有分辨好坏利害的评价能力和趋利避害的选择能力。就这种能力的最基本的形态来说，便是所谓的向性运动与趋性运动。向性运动为一切植物固有。比如向光性：茎有正向光性，朝着光生长，根有负向光性，背着光生长。比如向地性：根有正向地性，向下长，茎有负向地性，往上长。再比如向水性：根有很强的正向水性，强到足以使榆树的根找到、长入并阻塞下水管道。这些向性运动显然是分辨好坏利害的评价能力和趋利避害的选择能力的表现：直接说来，是为了获得有利自己的光、水、营养等；根本说来，则都是为了保持内外平衡稳定，从而生存下去。56其实，生物如此，人更如此，学者莫不如此。因此，就生物的向性运动而言，学者可以分为：向光性的学者、向地性学者和向水性的学者。一方面，不论哪一类学者，他们都具有分辨好坏利害的评价能力和趋利避害的选择能力。另一方面，他们都是为了获得有利自己学术生命的光、水、营养等。但根本说来，他们都是为了保持内外平衡稳定，从而生存下去。

对于李胜良的学术定位，我以为，目前可能更倾向于向地性和向水性。他主要致力于向赋税历史索要必要的学术营养。而且，这种饥渴与执著，更多与生俱来。青灯黄卷，四方搜索，经年积累，筚路蓝缕，一切的努力与跋涉，无不为了获得有利自己学问的所有“光、水、营养”等等。我相信，在如此浮躁与功利的当下，胜良君是非常稀有的一个，也是终会有益于世的事功掘进与求索。我也认同这种守望，践行这种探索。也相信，一旦胜良君走出向地性、向水性的准备阶段，开始向光性的掘进与现实参与，定会催生空谷足音的现实震动。而在《大任斯人》的“与税史学前辈作隔世谈”一节中，他的学术雄心与志向，无意间泄露于世。请允许笔者大段引用其开篇之言：

从历史的眼光看，活着的人总是微不足道的，而只有那些因生前的德行、事功、著述而延展了生命长度在其死后仍然“活在人们心中”的“故人”，才有望“超凡入圣”、登室入堂。因为他们总是会把一生中最好的状态和形象抽象、凝聚、定格在那些可以传流后世的细节中，逝者虽然肉体消亡，却在精神层面上获得了再生。这也可以导出下面的推论：一个在生前没有赢得什么“功德”的人是没有多大生命质量的，他可能过的太平淡、太乏味、太本分、太中庸、太实际、太明哲保身以至于丧失了更宽阔界面里的可读性了；一个在其身后没有留下可供后辈（尤其是与其没有血缘、师承等关系的后辈）作隔世垂吊和神往的人也是无趣的，因为他可能将自己的过分专注和享乐投入了尘世而忽略了把人生的风采定影给来世。出于这样的认知，也为了获得一个相对超脱、中立、高雅、静谧、纯粹、没有功利目的和门户之见的交流气氛，我更愿意与为历史流下了丰富财富的已故前辈们作隔世的倾谈。所谓“论学不因生死隔”、“词客有灵应识我”，曾经对税史学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一些名家，我甚至愿意单方面地视之为我摄入税史领域的“忘年交”。

我想，在这段夫子自道的文字里，我自信读解了胜良君的学术追求与人生境界。他认定“向地性”、“向水性”的学术价值取向，旨在为了刷新“向光性”的记录高度准备着，他的淡定与高雅，他的“不求闻达”的生活方式坚守，就在于他认定了这样一种存在模式：“著书活动总是一种清雅自重的选择。”“事实上，每一次用心的创作活动都是充实而愉悦的内心体验，每一次对专门学问的钻研都是同时满足自己求知欲和清高感觉的良好修炼。”诚哉斯言！

作为时代良心的守望者——学者，他的基本职责犹如医生对待病人，就是要以发现患者身上不为患者发现的病灶为天职，及时诊断和施治。因此，正如不能责怪大夫不看不赞患者身上的健康元素一样，社会也不应苛求学者只看光明，歌颂光明。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常识告诉我们，他们专业能力的获得，最主要的途径之一，就来自于前人和别人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如此观之，对赋税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借鉴研究，也就显得格外重要和不可忽视。对税史人物的得失臧否，本是一个学者履行社会责任的份内天职；对税史人物得失臧否的客观准确与否，就成为评判一个税收学者所尽社会责任大小的主要标准。

正是在这点上的一致，我以为，我和胜良君的心是相通的，也把胜良君引为道友，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我渴望的生活方式。尽管在抵达这种生活方式的路径选择上，我们有着各自的偏好与执拗。正因为如此，我也不愿为了所谓的公正公允的世故美名，列举《大任斯人》存在的疏忽与不足。可能恰恰因为这些不完美，才使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活生生的学者的真实形象。因为，我们本是一个人。是人，就有缺憾。正视作为人的不完美和缺憾，或许恰好预示了人性的无限广延性与丰富性，昭示着“生活之树常青”的存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