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后期，晋惠帝司马衷的子孙灭绝，他的兄弟便成为皇位继承中血统最近的亲属。在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中，成都王司马颖捷足先登，于304年废黜太子司马覃，自称皇太弟，从而在混战中抢得先机。司马颖称皇太弟以后，鉴于洛阳已经成为焦争之地，便身居邺城，遥控洛阳朝政。但是，司马颖称皇太弟不久，就遭到东海王司马越的反对。

东海王司马越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出场的宗室诸王。按照血统关系来说，他是司马懿的弟弟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密王司马泰之子，和晋武帝、晋惠帝的血缘极其疏远，根本无法与成都王司马颖相比，因为成都王司马颖乃是晋武帝的第16子，是晋惠帝的亲弟弟。另外，从政治地位上来说，东海王司马越也比不上司马颖，成都王司马颖的食邑有4个郡，而司马越的食邑只有6个县，二者相差甚远。

但是，血缘的疏远、政治地位的低下，并不意味着东海王司马越的政治野心、权力欲望就比成都王司马颖小。永兴元年（304）七月，东海王司马越主动挑起战火，与成都王司马颖在荡阴（今河南荡阴西南）展开激战。结果司马越大败亏输，不得不逃回封国东海。荡阴之战获胜的成都王司马颖挟胜利之威，将晋惠帝劫持到邺城（地理范围包括今河北临漳县西、河南安阳市北郊的区域），一时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在诸王的权力争夺中暂时获得优势地位。

不过，成都王司马颖的良好心情并没保持多长时间，就在东海王司马越战败逃回东海不久，司马越的党羽，幽州刺史王浚发兵攻击邺城。由于得到鲜卑骑兵的帮助，王浚一举击溃司马颖。司马颖被迫携带晋惠帝及皇室近属逃奔洛阳，到洛阳不久，又被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挟持入关。

张方裹胁成都王司马颖及皇室近属入关，对于东海王司马越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入关之后，晋惠帝兄弟辈25人中，只剩下成都王司马颖（入关后，皇太弟的身份就被河间王司马颙废黜）、豫章王司马炽（入关后被立为皇太弟，后来的晋怀帝）、吴王司马晏（281—311，字平度，晋武帝司马炎第23子，晋愍帝司马邺的父亲），这三王乃是司马氏皇室中与晋武帝、晋惠帝血缘最近的亲属。他们全部入关，就造成了关东地区没有强藩控制的政治后果，这就为在荡阴战败的东海王司马越提供了扩充实力的有利时机，司马越的势力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

荡阴战败、逃回封国东海之后，东海王司马越陆续收兵下邳、进取徐州，逐渐控制了江淮地区，先后部署诸弟司马腾、司马略、司马模分守重镇。在感觉到自己的腰杆子硬起来之后，司马越便向天下州镇发出檄书，自立为盟主。306年司马越兴兵进攻关中，在打败河间王司马颙之后，将晋惠帝又夺回洛阳。不久之后，晋惠帝暴死，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相继被杀，继立的晋怀帝司马炽完全控制在司马越的手中。这时候，东海王司马越在皇室中已经没有了了对手，“八王之乱”也就此告终。

这个结果，用田余庆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山河，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司马越虽然赢得对诸王争夺的胜利，但匈奴刘渊、羯族石勒的势力，也在混战中坐大，凶悍勇武的胡骑动辄兵临洛阳。因此，司马越的日子并不好过，甚至比以前更加寝食难安。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越不免要费神竭智，思考如何巩固统治的问题。

然而，东海王司马越在政治上有先天不足的弊病，由于他和司马氏皇室血缘疏远，因此并不具备皇室近属的名分，在政治上的号召力就十分有限。这也就意味着，司马越没有办法利用宗室的身份号令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越就不得不考虑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号令天下的政治目标。司马越的办法是，联络关东地区的大族名士，利用这些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标。

所谓“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关东自古文化发达，一直是士族的麇聚之地，因此，关东士族阶层的取舍向背，就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司马越的政治命运。不过，这同样也有问题，因为关东士族和西晋宗室王公一样，也在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中饱受摧残，劫后余生的关东名士惊魂未定。他们鉴于政局的动荡变幻，很多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祸自保的问题，所以，司马越要在这些名士当中找到够份量、有影响的人物，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就办到的事。在经过一番寻寻觅觅之后，司马越找到了素有盛名的琅邪王衍，二人一拍即合，共同打理早已风雨飘摇、日薄西山的西晋政权。

众所周知，王衍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清谈名士，人称“口中雌黄”。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王衍整天手把麈尾，口谈浮虚，实际上他仍然是一个政治人物，与现实政治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是，王衍一直居于政治的高位，尽管王衍口头上一直说自己“不以经国为务”，自称“少不预事”，但在事实上，他自青年时代就“好论纵横之术”，特别是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高官重位在身。

另外，王衍的社会关系，也说明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据历史记载，王衍的女儿中，一个是愍怀太子司马遹的妃子，一个则嫁给了贾充的孙子贾谧。大家都知道，当时西晋宫廷斗争中，一边是以太子司马遹为中心，另一边则是以皇后贾南风及贾谧等贾氏亲族为中心。王衍为什么要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敌对的两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实际上正是王衍处心积虑的安排。他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采取的是一种骑墙政策，设想两边都不得罪，目的则是为了保持自身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除此而外，王衍还有一个女儿嫁给了裴遐（生卒年不详，河东闻喜即今山西闻喜人，裴绰之子、裴楷之侄，后被司马越之子司马毗所杀）。裴遐是谁呢？他不是别人，正是东海王司马越妃子裴氏的从兄。这样，王衍在政治上又多了东海王司马越这一重关系，用王衍自己的的话来说，这是“狡兔三窟”。王衍在政治上经营“三窟”，足以说明他是现实政治中的人物，绝不仅仅是口谈玄虚的清谈名士。

东海王司马越与王衍的政治合作，各有所得，司马越利用自己宗室的名分和执政地位，为王衍和他的家族提供官位权势；而王衍则利用自己的盛名，替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据历史记载，王衍出面以后，一时招聚了很多名士，如王敦（266—324，字处仲，琅邪王氏代表人物之一）、谢琨（陈郡谢氏）、庾敳（敳读ái，262—311，字子嵩，颍川鄢陵即今河南鄢陵人，庾峻之子，西晋名士、清谈家）、阮修（270—311，字宣子，陈留尉氏即今河南尉氏人）、胡毋辅之（约269—318，字彦国，泰山奉高即今山东泰安人，与王澄、王敦、庾敳号称“四友”，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谢鲲号称“江左八达”）、郭象（252—312，字子玄，河南洛阳人，西晋著名玄学家、清谈家）、卫玠（286—312，字叔宝，河东安邑即今山西夏县人，曹魏尚书卫觊曾孙、太保卫瓘孙，玄学家，“中国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等，司马越的东海王府因此一时号称“多名士”。不过要说明的是，王衍所招徕的这些名士，除王敦等少数人之外，多数都是没有任何政治能力、夸夸其谈的清谈无能之辈。这些人后来多数陆续过江，一些人则和王衍一起被石勒俘杀。

以王衍为代表的名士最后结局如何，我们姑且不说，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晋惠帝末年和晋怀帝时期的西晋朝廷，确实形成了一个以东海王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有众多清谈名士点缀其间的政治格局。这个政治格局，就是东海王司马越与王衍的“共天下”，既是后来江左地区“王与马，共天下”政权模式的先驱，也是“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一个政治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