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师与三公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公乃至八公均开府治事，至于这一时期的丞相、相国，则更是权重一时。三公、丞相或相国在名义上依然是宰相之职。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公已经不能同汉代相比，但尚未蜕化到可有可无的程度。

隋唐时期，鉴于此前丞相、相国权力过重，从此不再设置。三公的名号仍有，但不再设府置官，下面没有僚属，所以三公也就不再是宰相。“文帝废三公府寮，令中书令与侍中知政事，遂为宰相之职。”311从此，从秦汉以来的三公，有了性质上的根本变化。

隋唐设有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为正一品。名义上，三师是皇帝之师，实际上只不过是荣誉职位，不置官属，没有府僚。按正规制度规定：“三师，训导之官，天子所师法，大抵无所统职。”312大体上，三师只是用来尊崇元老大臣的。《唐六典》卷1言及三师时说：“非道德崇重则不居其位，无其人则阙之，故近代多以为赠官，皇朝因之。其或亲王拜者，但存其名耳。”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也位居正一品。由于汉代以来的传统影响，《旧唐书·职官志》叙三公仍称其“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但事实上，隋唐以后的三公与以前的三公大不相同。“自隋唐以来，三公无职事，自非亲王不恒置，于宰臣为加官，无单置者。”313显然，三公已成为勋亲重臣的荣誉性加衔。

（2）宰相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省，已经介入了宰相事务，但尚不能说它们就是宰相机构。随着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先后从宫禁内独立出来，成为中央的正式政府机关，三省长官也就在事实上先后掌握了宰相之权。但是，魏晋南北朝时的三省，依然带有一定的宫官色彩，而且职能较为混杂，机构多变，稳定程度不足。加之这一时期的三公（有时还包括丞相和相国）均开府治事，三公、丞相或相国在名义上依然是宰相之职，因此，魏晋南北朝的三省长官并没有宰相名分。隋唐初期，随着三省的正规化，三省长官才成为真正的宰相。

整个隋唐时期无宰相官名，但是，当时对掌握中央政府的实际执政权力者，公私皆以宰相称之。隋唐宰相与秦汉丞相制度相比，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隋唐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实际上，从秦代和西汉的一人或两人任丞相，到东汉的三公为宰相，随着皇帝专制权力的加强，辅政宰相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在汉武帝时，随着中朝的形成，实际担任宰相职责的人员就已经在增加。到东汉，尚书令等重要职务，也取得了事实上的宰相职权。经过这样不断演变，发展到隋唐，终于形成了专制体制下较为健全的集体宰相制度。据宋人洪迈统计，西汉宰相（实为丞相）四十五人，而唐代宰相三百余人314。仅数量上的不同，就已经反映出汉唐宰相制度上的巨大差异。

当然，隋唐的集体宰相制也是相对而言，在政治比较安定的时期，特别是开元天宝的盛世时期，宰相人数相对较少，而在中央政治斗争激烈的时期（如武后执政时期）或社会动乱、皇权不大稳固的时期（如中宗、睿宗以及安史之乱以后各帝时期），则宰相相对较多。因此，宰相人数的多少，与政治状态密切相关。

隋代宰相，包括尚书仆射、中书令（当时称内史令）和侍中（当时称纳言），也就是当时的三省长官。隋文帝撤销了三公府僚，“朝之政务，总归于台阁”315，即把原三公政务归到了尚书省，尚书省长官尚书仆射自然是宰相。虞庆则任尚书右仆射时，隋文帝就对他说：“位居宰相”（《隋书》卷40《虞庆则传》）。同时，隋文帝令内史令、纳言知政事。三省长官由此而都成为相职。

除三省长官为宰相外，隋代开始，用“参掌机密”、“参掌政事”等衔作为宰相职务的加官，开了唐代以他官为相的先声，同时也使宰相班子不断得以扩充。例如，柳述以兵部尚书“参掌机密”316，虞世基迁内史侍郎，“与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等参掌朝政”317，都是以三省长官以外的官员参与宰相事务的例子。

唐代宰相较多，前后变化也较大。唐初，宰相为尚书左右仆射，侍中二人，中书令二人，即三省长官。另外，他官加参议朝政、平章国计、专典机密、同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衔，均为宰相之职。到高宗武后以后，宰相名分的其他称号逐渐减少，任宰相者除中书令和侍中外，多数统一到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两个称呼上来。平者，治也，定也；章者，别也，明也。所谓平章事者，指议论、处理、裁决有关军国事务。所谓同三品者，并不是指实际官品，而是指可以与秩级为正三品的中书令和侍中同样行使宰相职权。玄宗时期，宰相加衔逐渐统一为同平章事。肃宗以后直至唐末，中书令和侍中也逐步被排除到宰相队伍以外，宰相名号基本上就剩下同平章事一种。

大体上，武德年间仅三省长官为宰相，三省长官以外无相职。从贞观年间开始，以他官知宰相事者较多，如贞观元年（627年）用检校吏部尚书杜淹“参预朝政”，贞观三年（629年）用秘书监魏徵“参预朝政”，贞观八年（634年）诏令元老重臣李靖“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贞观十七年（643年）令太子太保萧瑀、太子詹事李勣“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以上均见《资治通鉴》系年和各本传）。高宗时，“同三品”和“同平章事”始成为正规的入相称呼。总章二年（669年），东台侍郎张文瓘加衔“同中书门下三品”，史称“‘同三品’入衔，自文瓘始”318。永淳元年（682年），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等“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史称“‘平章事’入衔，自待举等始”①。大体上，此后以同三品出任宰相者的资历，一般要高于以同平章事出任宰相者。如果宰相的本官是六部尚书，则多用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果本官是侍郎或卿监，则多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天宝以后，“同三品”基本不再使用。

三省长官从正规宰相到被排除出宰相队伍，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高宗时，李勣为从二品的尚书左仆射，加衔同中书门下三品。此后，尚书仆射单授而不加衔的，就被逐渐排除出了宰相班子以外。长安四年（704年），豆卢钦望出任左仆射，诏书中没有加衔，豆卢钦望便不敢去政事堂议事。过了数天，高宗发现任命有遗漏，于是又下诏令豆卢钦望“知军国重事”，豆卢钦望才正式成为宰相。开元年间，尚书仆射已经同宰相无缘。天宝时，安禄山曾求宰相之职，由于杨国忠坚决反对，玄宗乃给其加尚书左仆射衔，说明此时已经明确仆射不再是宰相职衔。

开元天宝年间，尚书仆射虽不再是宰相，但中书令、侍中却是实实在在的宰相，而且随着政局的稳定，宰相人数较少，用“同三品”和“同平章事”加衔任宰相者也极少。安史之乱后，这种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中书令和侍中也逐渐被排除出宰相班子，而变为荣誉性加衔。从大历二年（767年）起，中书令、侍中均升为正二品，变成了藩镇勋臣的加衔，但同时也不再是宰相。宰相之职均用加衔，而且“同三品”也不再使用，宰相之职，被统一到“同平章事”一衔上。读唐史，必须注意宰相一职的先后变化。

大历以后的同平章事，也不是任意加衔，从加衔的本官看，一般用中书侍郎、门下侍郎或者六部侍郎加同平章事衔，少数中书舍人、给事中、尚书郎中等五品清官也有加同平章事者。

唐代为集体宰相制，少则三四人，多则十余人。但宰相如无政绩，会遭人讥讽。开元年间，卢怀慎与姚崇同为宰相，卢以己不如姚，每事相让，时人谓其曰“伴食宰相”。宰相的人选也要恰当，一般要出身清流。宪宗时，程异以盐铁转运使起家，转工部侍郎而领相。群臣以其出身钱谷吏，认为不可为相，不愿与其同坐。以致程异为相月余，自愧出身不及他人，不敢知印秉笔。

唐代“以三省为宰相之司存”。但是，由于不是个人宰相制而是集体宰相制，不可能分别在三个衙门理事，因此就有了政事堂之设。司马光谈及政事堂的由来时说：“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319政事堂即宰相议事之处。政事堂初设于何时，史学界尚有分歧，有说初设于贞观年间者，有说初设于武德年间者，也有说起于隋代者。但有一点确凿无疑，即政事堂最初设于门下省。李华说：“政事堂者，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即以议政之所谓之政事堂”320。《旧唐书·职官二》称：“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高宗时，侍中裴炎执政事笔，为首席宰相，永淳二年（683年）十二月，裴炎由侍中迁中书令，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到开元年间，张说以中书令为相，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也随之改为中书门下之印，并设置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于政事堂之后，分曹以主政务，政事堂最终定型。

由于唐代的宰相都有本职，同三品、同平章事自不待言，即使是三省长官，也都有本省事务。因此，起初宰相均半天在政事堂办公，半天回本司办公。“开元以前，诸司之官兼知政事者，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321。到玄宗时，随着宰相人数的减少，遂专在政事堂办公。“开元已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322

宰相之职，上佐天子，下总百官，其职权较为广泛。

首先，用人是宰相最主要的职权。姚崇初任宰相，于皇帝前请示任免郎吏之类事务，帝不应，姚惧出。高力士问：“陛下新即位，宜与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应，非虚怀纳诲者。”玄宗说：“我任崇以政，大事吾当与决，至用郎吏，崇顾不能而重烦我耶？”323武则天在看到骆宾王为徐敬业起草的讨武曌檄中有“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二句时，曰：“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324德宗时，崔祐甫任相，未逾年除吏八百余，多称允当，可见时人以用人为宰相职分。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的一般官职、六品以下的重要官职如御史、郎官，均由宰相荐任。

其次，宰相要出使巡抚地方，补授官职，以至奉命出征。

再次，遇有天灾人祸，宰相代皇帝承担责任，表示自咎。与汉代不同的是，东汉天灾人祸，例要策免三公，而唐代宰相在同类情况下仅需请罪而无须辞职。

最后，由宰相负责处理军国重大政务。

宰相办公时由宫内供食。“故事，每日出内厨食以赐宰相，馔可食十数人。”325可见“工作餐”由来已久。由于唐代宰相多为加衔，所以任宰相之职者兼官兼薪。

宰相在处理政务时有一人“执政事笔”。执笔也称秉笔，凡秉笔者，即为首席宰相。秉笔宰相有相当大的权力，负责主持政事堂会议，承接诏旨，值宿于政事堂。“肃宗时天下事殷，而宰相不减三四员，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诏旨出入，非大事不欲历抵诸第，许令直事者一人假署同列之名以进，遂为故事。”326至于使相（节度使挂名宰相）之名，例由秉笔宰相代签。百僚有司请示事务，亦由秉笔宰相出应。玄宗时，秉笔宰相基本固定，从姚崇、宋璟到李林甫、杨国忠，均长期秉笔，致使集体宰相制有向个人宰相制蜕变的趋势。肃宗鉴于李林甫和杨国忠的专权，令宰相轮流执笔承旨，每旬一换秉笔。德宗时，改为每日一更秉笔。但是，秉笔更换过于频繁，虽防止了首席宰相专权，却严重影响政务处理和运转。因此，每日一更秉笔宰相的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并未能实施下去。如李逢吉、李德裕，都曾长期秉笔。

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札子，称之为堂帖或堂案。“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327宋人称：“唐中书指挥事，谓之堂帖子。曾见唐人堂帖，宰相签押，格如今之堂札子也。”328

按旧例，宰相每日入直，卯时始，午时出，如奉诏令则可提前或推后。

非侍中或中书令，宰相例不能过问中书省和门下省事务。

故事，宰相不于政事堂邀客。不能于私第独见宾客。

由于唐代实行集体宰相制，所以，有的宰相可以兼领边帅而依旧保留相职，或者以重要的方面大员遥领相职。这种情形称为使相。唐初就有委派宰相出任地方或对方面大员加委相职的。玄宗以后，藩镇日盛，中央用宰相出镇地方，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更多的是地方节度使加宰相名号，以利于笼络和表示荣誉。

安史之乱后，宰相人数复多，权力日轻，原来的宰相职责多被翰林学士和枢密使所取代，同平章事则被委派处理具体的行政事务。“时方用兵，则为节度使；时崇儒学，则为大学士；时急财用，则为盐铁转运使，又其甚则为延资库使。至于国史、太清宫之类，其名颇多。”329到德宗贞元二年（786年）起，宰相始分判六部，齐映判兵部、承旨及杂事，李勉判刑部，刘滋判吏部和礼部，崔造判户部和工部。至此，宰相已同六部长官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