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生长靠太阳”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主要依赖太阳的能源。但人不能如植物一样直接靠光合作用利用太阳能，只能间接利用它。从大历史的角度说，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人类开发（接近）太阳能的能力越来越强，生产链条越来越长，社会组织越来越复杂化。

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越来越深入，来自太阳能源的利用越来越广泛，社会生产链条越来越长，今天，一架波音飞机的生产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近20万年来一个历史大趋势是：人类需要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和精力，以便拥有更多的财富、养活更多的人口——竞争和紧张已经成为一种现代病。

人工智能改变这一切。那些由机器人参与设计，组织生产的自动化“黑灯工厂”，使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枯燥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它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原始化”，即人不再直接深入生产过程！

我们以新、旧石器时代的大转折说明，人工智能出现以前生产方式变化的整体趋势。人类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和稳定定居生活于公元前9000年（？）才从西南亚地区开始，并迅速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改造动物和植物的基因，让他们适应人类的生产生活。最初的转基因动植物是通过人类培育基因突变的种子，以某个物种纵向遗传的形式进行的，这与当代基因工程实施的跨特种横向基因转移完全不同——后者的风险需要我们认真评估。

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对主食小麦的驯化。

农业社会，人类不仅驯化了动植物，也改变了整个地球面貌，今天地球上约有50%的土地用以放牧和种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曾经使各大陆的大型动物灭绝，却很少如农人一样改变地貌和物种基因——农业技术使我们以家养动物和种植的形式，更直接有效地利用太阳能源，拥有更高的生产力，养活更多的人口。

我们研究新石器时代巨大变化的时候，不应忽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成就，并对当时的生活状态想入非非——这不利于我们从人类最漫长的生产生活经验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人类文明建立于旧石器时代。当时人类开始使用火、弓箭和针，制造精美的岩画，并将自己的领地扩展到地球大部分地区。这是惊人的成就，因为其他的大型动物，与人类的广泛分布相近的，只有狮子。

不错，石器时代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很低，主要靠采集和狩猎天然物种生活，一个人需要大约10平方千米土地。不能形成大型社会组织，一个地方的资源贫乏之后必须迁徙他方。人类学家估计，以血缘为纽带的采集和狩猎群体一般只有10至20个人，多数人一生遇到的人不足500个。

他们的生活注定食不果腹，悲惨凄凉吗？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黄金时代的传说。庄子说，：上古之时，百姓保有他们固有的本能和天性，织布而后穿衣，耕种而后吃饭，这就是人类共有的德行和本能。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浑然一体，没有一点儿偏私，任其自然。所以上古人类天性最完善，人们的行动总是稳重自然，目光总专一而无所顾盼。当时，山野里没有路径和隧道，水面没有船只和桥梁，各种生物共同生活，人类的居所相通相连而没有什么乡、县差别，禽兽成群结队，草木自在生长。因此禽兽可以用绳子牵引着游玩，鸟鹊的巢窠可以攀登上去看。在那个纯真时代，人类跟禽兽一同居住，跟各种生物并存，哪里知道什么君子、小人！人人都没有什么无用的知识，本能和天性也就不会丧失；人人都无私欲，这叫“素朴”。

庄子更具体地指出，在赫胥氏时代，百姓居处不知道做些什么，走动也不知道去哪里，口里含着食物嬉戏，鼓着吃饱的肚子游玩。所谓：“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通“嬉”——笔者注），鼓腹而游。”（《庄子·外篇·马蹄》）

孔子也说，晚至夏商周三代英明君主在位的时代，还有过天下为公、人民和乐的大同之世。《礼记·礼运第九》引孔子言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当代人类学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史前“黄金时代”的存在。美国人类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塞林斯（Marshall Sahlins）将之称为“原初丰裕社会”。[3]

十九世纪以前，信奉线性进化史观的欧洲学者曾普遍认为旧石器时代先民的生活长期食不果腹，极为悲惨，极其野蛮。这一改变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对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中的昆人（布须曼人的一支）的研究过程中发现：采集狩猎民族几乎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除去每周不到2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他们实际拥有大量闲暇时间自娱自乐，他们的饮食营养健康。对其他处于旧石器时代、未受到现代文明影响的土著居民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上述观点。

谈到昆人的生产生活状况，美国著名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描述道：

“他们每周用于狩猎采集的时间仅15至20小时，其余时间都用来休息、做游戏、聊天、一块儿抽烟、互相打扮和访问附近营地的朋友。由于昆人投入较少的劳动就能获得必需的食物供应，年轻人无须干活。一般要长到十五六岁时，女孩才和母亲一起去搜寻食物，男孩同父亲一道去狩猎。在营地，昆人按传统的男女分工分派工作：妇女负责照管孩子、烧煮蔬菜和小猎物、端上食品、洗涤器具和清扫炉灶，男人负责收集柴火、屠宰捕到的野兽、烤肉和制造工具。

“在昆人血族社会，基本的公社制在财产均分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各昆人群体均集体‘占有’周围大约25平方英里的土地——不难推知，这是各昆人群体所能管理的最大范围。如果某个群体一时缺乏食物，可以预料，该群体会请求别的群体允许他们去邻近地区采集食物。别的群体通常是会允许的，因为他们明白，这种照顾在必要时将得到回报。易腐败的食物无论是肉类还是植物，都由群体所有成员共同分享。但是，工具和衣服是所有者的私有财产。

“公社制还从财产均分扩展到昆人的受到严格规定的社会行为方面。例如，如果一个狩猎者打猎非常成功，时常满载而归，那么就会有人采取措施抑制其骄傲自满的倾向或对他人摆威风的欲望。昆人群体中的一个成员解释说：我们不允许化何人自吹自擂，因为他的骄傲总有一天会使他杀死别人。所以我们总是讲他提供的肉毫无价值……我们以这种方式使他变得心灰意懒，谦和有礼。”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基本同意,昆人这样的社会包含旧石器时代的基本特点：以血缘为基础，生产关系以公有制和合作为基础，不存在明显的等级制度。

为什么私有财富的积累没有吸引力？这与原始先民时常迁徙觅食的生产方式有关。因为不断游走的条件下，过多的财富是一种负担。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将旧石器时代先民的生活理想化，事实上他们会遭遇到食物短缺的困顿。相对于现代人，他们的身体也差，许多儿童在15岁以前便夭折了，多半的人在50岁之前死去。[4]

幸运的是，现代社会已经在极大程度上解决了饥荒和诸多疾病问题，人类寿命由此大幅度提高。尤瓦尔·赫拉利写道：“现在如果再有饥荒、瘟疫和战争爆发而不受人类控制，我们会觉得一定是哪个人出了问题，应该成立调查委员会来研究研究，而且对自己许下承诺，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而且，这套办法还真行得通。此类灾难发生的次数及频率确实都在下降。因营养过剩而死亡的人数超过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人数，因年老而死亡的人数超过因传染病死亡者，自杀身亡的人数甚至超过被士兵、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杀害人数的总和，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5]

我们为何如此关注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呢？

因为智能时代的人类将和原始先民一样，花更少的时间，得到更为丰富的产品，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为了让人工智能造福于人类，我们有必要学习原始先民的经验，包括对公有制的维护，对平等的关注。这方面，中国文化显示出了巨大优势。

在中国传统政治经济观念中，并没有私有神圣观念，主张公有与私有并存不悖，公私相分。国家作为整体，有调节财富生产与分配的义务和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国家必须有充足的公共物质储备。所以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经典《管子》“牧民第一”开篇就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犹言“开发”——笔者注），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对于如何实现“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以及为何要“务在四时，守在仓廪”都做了明确的阐述。《管子·国蓄第七十三》的作者认为，由于个体能力不同，不受干预的市场必然导致贫困分化，最终产生人剥削人的现象，只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才会均衡发展。上面说：“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大意：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大治呢？）

国家调控的关键是有丰富的物资和资本储备，《管子·国蓄第七十三》将农业时代最重要的粮食比作人民的“司命”，以强调其重要性。上面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吴军博士在《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一书中提供一个数字：在美国将近一半的人不上税甚至从政府拿补贴——未来人类可能如原始先民一样只需极少量的工作就能享受丰裕的生活，我们已经从美国等国看到了这种生活模式的雏形。

难道，普通人真的会成为“无用阶级”，沉迷于虚拟现实中“娱乐至死”吗？在孔子看来，一个国家除了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还要使人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丰裕起来。只有物质与精神平衡发展，人类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这就是孔子“庶而富，富而教”的思想，它为我们处理人工智能时代的政经与教化关系提供了指南。

《论语·子路篇第十三》记载，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又还要做些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原文：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教化）的核心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在机器人与人共生的时代，我们需要建立起有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道德体系——人工智能时代的普世伦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