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德鲁克自己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的自序中所言：“本书始终认为管理是一门学科，或者至少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管理不仅是一种常识，也不仅是累积起来的经验，它至少蕴藏了一套系统化的知识。”在德鲁克那里，“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是无疑的。然而，这种学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学科？还值得探究。具体到中国的环境下，“管理”是不是“学”？到底应该称之为“管理学”，还是应该称之为“管理科学”？中国的“管理科学”在含义上同美国的management science有无区别？有很多学术讨论，往往同这种名词的含义不清有关。学者之间，往往用同一词汇表述不同理念，或者用不同词汇表述同一理念，各说各的。澄清其中的差别，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口水仗。

笔者认为，中国常见的“学”，有着极为广泛的含义。目前在管理学界的争论，与这种名词边界不清晰有很大关系。严格来说，学科之“学”，本身就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中国的传统称谓中，“学”是没有“科”的界限的。现今十分常见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说法，如果要用中国的传统术语来表达，恐怕要说成“物理格致乃世间首义”，而且还有词不达意之嫌。当代中国各种各样的“学”，基本都来自于西学而不是传承中学，概括起来，恐怕和三个西语词汇都有密切联系。以英语为代表，这三个词汇是science，knowledge，-ology。勉强以汉语对应，可称之为科学、知识、学科。而且这三个词汇的含义本身已经十分广泛，就以“科学”为例，所谓“科学”到底是规律性和原理性的知识体系？还是某一领域（即突出分科之“科”，汉语的本意正是强调分科，即专业化）的知识集合？还是“智者”（现代的专家不同于古代的智者，恰恰是这种分科体系的表现之一）的思想展示？把笼统的概念解析细化，其中隐含的区别立显。这种区别正是争论的焦点。在我看来，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对学科之“学”的含义理解差异。

我们很多人谈到管理学，首先是把它理解为一种知识体系或者知识集合，但问题往往就出在这里。很多人是从science角度，或者是从knowledge角度来理解管理学的。我以为，对于管理学来说，这两个角度都值得深究（当然，这两个角度毫无疑问都能够成为“学”，如science角度的物理学，knowledge角度的工程学）。严格意义上的学科之“学”，应当理解为academy，即scholars所形成的“学”，这种“学”是后缀为-ology的“学”。这个争论，中西皆然。西方有赞同管理学是科学的，也有反对管理学是科学的。这种赞同与反对，核心在于管理学能不能构成-ology。赞同管理学是科学的，情况也有很大区别，比如，管理学的开山鼻祖泰罗，其《科学管理原理》是从science出发来构建其知识体系的；而同时期的法约尔，显然是从knowledge的角度来构建其知识体系的。所以，泰罗对数学方法近于崇拜，而法约尔则反对在教授管理时讲过多的数学。后来西蒙批评法约尔的学说是“常识”和“谚语”，也是出于science的角度。但是，即使这些都属于赞同管理学是科学的学者，也没有一个人认为管理学已经构成了-ology（最多认为构成subject）。至今在英语中，尚未诞生manageology一词。而在自然科学领域，使用-ology的比比皆是。这种差异，值得学界重视。由此又会引出另外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就是用自然科学中的-ology学科来比照管理学，有可能是不大恰当的。

关于科学、知识、学科的关系，20世纪中期，国际科学哲学界有着深入的讨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三人。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了判断科学的“证伪”思想，库恩（Thomas S. Kuhn）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概念，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提出了科学的“合理性”标准。他们之间的辩驳，对于后人理解什么是“科学”具有重大启发。而他们所说的“科学”，包含了本文所说的科学、知识、学科在内，是广义的。所以，讨论管理学是否形成科学、能不能构成一门学科等问题，可以也有必要把这一讨论的成果引入管理学。如果管理学界有人能够对此进行深入钻研，并将科学哲学界关于一般科学的讨论具体化到管理学领域，相信对管理学的建设会有所促进。

具体到管理学，我的看法是，管理学在knowledge意义上已经构成了“学”，而在science意义上属于正在构成或正在走向“学”，但在-ology意义上，则根本不能构成“学”。

从古代起，人类就有了管理知识的不断积累。正是这种积累，为当代的一些学者论证管理学“古已有之”提供了素材。但这种积累是非逻辑的。到了20世纪初期，以法约尔为代表，构建了管理知识的逻辑体系，这种关于管理的知识由此得到了系统化、体系化的表述，已经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整体系统，所以，管理学界的多数人都以法约尔为管理学建立的开端，至今的各种管理学教材依然沿用着这一体系（即由管理职能构建的体系）。称管理学已经成为一门学科，显然是knowledge意义上的“学”。后来的不断发展，只是使其不断丰富而已。不管是穆尼还是古立克、厄威克，一直到当代的孔茨，都是在知识意义上诠释管理学。在知识的意义上，管理学已经是“学”无疑。

从伽利略和牛顿开始，实验意义上的科学被建立起来。这一方向，对管理学形成了深刻影响，有不少学者开始构建科学意义上的管理学，而且同知识意义上的管理学相得益彰。这种相得益彰，主要表现在这一学科的理性逻辑发展上。知识意义上的管理学也有逻辑，但其逻辑是事实性的，也可称为经验性的。而科学意义上的管理学，其逻辑是数理性的，或称为实验性的。从差分机的发明者巴贝奇开始，到泰罗运用数学方法于车间生产，这种努力没有断线，再到二战期间运筹学（Operational Research）的诞生，在作业管理层次上，科学得到了广泛应用。发展到战后，诞生出了管理学中的管理科学学派。美国的《管理科学》杂志封面上的经典语言：“发现、扩展和统一有关管理的科学知识”，就充分表达了这种信念。这也正是狭义“管理科学”的由来。但是，这种science意义上的管理学，尽管已经有了很大成就，却不足以解释管理中的“一切”现象。而一门科学的成熟性，正是表现在它的普适性上。因此，从科学的角度看，乐观一点可以说管理学正在形成（或者说已经基本形成）一门学科，悲观一点也会承认管理学终究会形成一门学科（最起码不会否认它的走向是科学式学科的发展方向）。在科学的意义上，管理学是一门或者即将是一门“学”也没有疑问，但现在是否已经形成，则还有争论。

然而，在-ology意义上，管理学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学”。其关键的问题，是术语、概念的不统一，范式的公认度较低，许多“原理”无法证伪。即使在管理学最为发达的美国，这种争论也十分明显。这恐怕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大差别之一（当然，某种社会现象的研究也会形成-ology，如人类学、考古学，甚至谱谍学等等，但这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同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迥然有别，它们最起码会形成scholars的共同体，而社会科学的这种共同体就极少，管理学更没有形成）。我认为，对这一点，正是可以深究的，希望学界有志于此者专门撰文探讨。

弄清这些差别，对管理学的讨论是有裨益的。目前，我国的管理学讨论，有些是自说自话，有些是理解偏差。比如，对于“中国管理学”这一概念，如果从Knowledge的含义上来说，逻辑上是可以使用的（但我本人不大赞成使用，主要因为歧义太多。即使从逻辑角度考虑，如果中国管理学成立，那么，我们是否还可以在更微观的层次上构建北京管理学或者上海管理学？因为地区之间的差别同国家之间的差别在逻辑上是可比的）；而在science意义上，就根本不能使用，因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如果要把物理学分为美国物理学和中国物理学，则会徒增笑料。从相关争论也可以看出，倡导“中国管理学”的，往往强调其知识上的特殊性，而批评“中国管理学”的，则往往强调其原理上的普适性。

管理哲学显然具有高屋建瓴的意义。然而，在管理学本身概念混乱的前提下，管理哲学似乎缺乏必要的基础。恕笔者直言，中国现在讲管理哲学的，基本上是把哲学概念套在管理知识上进行“重组”，其内容不外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或者加上价值论、伦理论等等。这距离真正的管理哲学还十分遥远。哲学究其本意，应当是智慧之学。以历史学为例，确实既有历史学，又有历史哲学，但历史哲学绝不是对历史知识加以哲学名词的修饰、阐释、重组就能构成的。如果读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或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就能体会到什么是历史哲学。再以政治学为例，如果读过罗尔斯的《正义论》，也就能对政治哲学有一个大致了解。然而，现今所谓的管理哲学，无论中外，根本到不了这个层次。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之所以出现，同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有几千年的学术积淀关系极大。管理哲学在当今，充其量只是一些思想的闪光而已。德鲁克把他提出的目标管理看作是对管理哲学的贡献，正是出于他对目标管理的非技术因素的强调，突出其中的自我控制性质而言的。也就是说，他为管理哲学贡献出的是一个聚焦于一点的思想，而不是管理哲学全部。

关于管理学的这种名词讨论，不是简单的概念游戏。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管理学在中国发展到今天，有必要对这些名词进行学术上的辨析。名词使用上的混乱，既是学科发展生机的表现，也是学科水平低下的表现（较之其他高度成熟的学科而言）。类似的现象，在美国的管理学界也出现过，适当进行这一方面的讨论，对于中国的管理学建设，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