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梅洛—庞蒂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本体论系统，在这个新的本体论系统中，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隐喻“交叉”(chiasm)以及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隐喻“可逆性”(reversibility)。他利用此“交叉”与“可逆性”去消解胡塞尔尤其是萨特哲学中他人问题之紧张性。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明确宣布相互间的注视是不可能的，总有一方看到另一方的眼睛，这种观点在其“身体”观上亦有充分的折射，他强烈反对“双重感觉”说，“触”与“被触”乃是两种不同的存在维度，各自存在于不可沟通的层面上。作为在触的身体乃是为我的身体、乃属非专题的自我意识，属于主体性，而被触的身体属于为他的身体，属于客体性。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一庞蒂就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评，他指出纵然在触之手与被触之手并不能同时存在，但它们并不是全然分离的，而是身体本身的结构特征，身体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这里面确实有某种“暧昧性”(ambiguity)，在《儿童与他人的关系》中，梅洛一庞蒂对注视镜子中的自己的眼睛的描述更“清楚”地表现出这种暧昧性：一会儿我觉得是我在看镜中的眼睛，一会儿我又觉得是镜子的眼睛在看我。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之中，梅洛一庞蒂用“交叉”描述这种暧昧性，触与被触的非同时性并不是一种“失败”，并不是意味着萨特式的自为与自在的隔绝，而必须被视为典型的正面与反面的“交叉”。“这里既没有什么同一性，也没有什么非同一性，有的只是相互转换着的内与外”。349在《眼与心》中，他援引画家马尔尚(Marchand)的话说：“在森林中，我多次觉得不是我在看森林，有时候，我觉得森林在看我，在对我说话……”350。于是萨特的“注视”便成了“交叉”，在这里“既没有什么自为，也没有什么自在”，有的只是可逆的交叉，每一方都是对方的另一面，他人成了我的一面镜子，我成了他人的一面镜子。他人的注视不再是萨特式的谋杀，而是一种“去中心化”，他将我去中心了，让我从他人那里看我自己，而我的注视则让他从我这里看他自己，固然，我不能源始地拥有他人的体验，但这种不一致性不过是一种“交叉”，就象我的左手与右手的不一致性一样，我与他人乃是相互纠缠、相互交织的，是共属同一存在的。正如在握的手在触与被触之间是可逆的，在我与他人的身体间不也存在着“协同”(synergy)吗?“它们的景观相互交织，它们的行动与它们的热情恰当地相适”，这里，不再凸兀出一个在看的我与一个被看的他，而是“一种匿名的可视性于我们之间”，那么“他人”便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一直困扰着现象学家的他人问题由于内与外、主体与客体、心与身、意识与世界这一框架的摒弃，由于“世界之肉”中的交叉与可逆性而被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