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祈祷、祷告、赞颂、参拜、献香、跪拜、磕头等，都是宗教信仰活动的特定礼仪方式。不过，对于向神灵祈祷或祷告，古代中国儒家学者作为个人，总的态度是，既不从事，也不支持。即使举行祭祀活动时，也不进行祈祷或祷告等活动。儒家经典《礼记》明确说：“君子曰：祭祀不祈。”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解说：“祈，求也。祭祀不为求福也。《诗》云：‘自求多福’，福由己耳。”615一个人幸福与否，端赖自己的修养、努力，而不在于对神灵的祈祷或祷告。

尽管如此，儒家对“道”的信仰，作为一种信仰，总要通过信仰者言行活动的特定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古代中国的“敬道”礼仪。

在中国古人那里，崇拜对象“祖先”“天”“道”之间，实际上有内在的深刻联系；因为这种内在深刻联系，“祖先”“天”“道”就有内在统一性；在此统一性基础上，祭祖、祭天、祭圣贤等礼仪，实质上也可以说是崇敬“道”的礼仪，即“敬道”礼仪。

就古代中国人崇拜的对象而言，圣贤是承载了较多的“道”的理想的人，“天”的实质就是“道”，所以，认为崇拜圣贤的礼仪，以及敬“天”的礼仪实质上是“敬道”礼仪，应该说是恰当的。至于祖先崇拜，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中国祖先崇拜历史上，只有那些对宗族或民族文明史做出巨大贡献的祖先，才获得长期而广泛的崇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祖先对文明史做出巨大历史性贡献，说明他们拥有更高超的人格，比其他祖先承载了更多的“道”，所以他们才能获得后人的无比尊崇。如此，古代中国的祖先崇拜礼仪，也未尝不可以看成是“敬道”礼仪的一部分。

祭天、祭祖、祭圣贤等礼仪在历史上真正成为“敬道”礼仪的一部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大体而言，早期的实际崇拜对象，被更多地看成是人格神，如殷人的先王、先公等祖灵或祖先神；随着人们理性思维的发展，崇拜对象的人格色彩越来越淡化，如周人的“天”；越到后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大家真正崇拜的实际上是“道”罢了，如宋明理学家的“天理”“良知”。这时，祭天、祭祖、祭圣贤等礼仪就完全演变、发展成为“敬道”礼仪。这是古代中国宗教礼仪理性化历程的重大进展，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古代书院或学校举行的教学、学习礼仪，当然更是古代中国人“敬道”礼仪的一部分。

从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历史看，夏、商、周三代时期，王宫、国都以及闾巷，已经“莫不有学”616，周代的“小学”、“大学”制度已经很完备。孔子开始办“私学”，学校教育社会化迈出了一大步。相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子著的儒家经典《大学》，将“学”（学校教育在其中）的宗旨规定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子思著的《中庸》则说：“修道之谓教”，首次将“教”（学习、学校教育均在其中）的核心内容明确规定为“修道”。认识上的“闻道”，行为上的求“道”、实践“道”、实现“道”，一直就是古代儒家学校教育的中心。所以，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古代中国人，实行的“敬道”的礼仪制度，也相应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学校教学制度中。

较早系统记载古代中国学习、教育的道理和礼仪的，当以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学记》篇为代表。关于学习和教育“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关于学校教育从“小成”到“大成”，循序渐进的“大学之道”，关于学校教育“长善而救其失”的教学原则，关于在学习和教育活动中“尊师重道”的道理，关于教育兴废的原因，《学记》都有很好的讨论，不愧为中国古代讨论学习、教育问题的名篇佳作。

比如，它讲学习对于认识“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前一部分讲通过学习、教育而使人“知道”，对于人之成为人、对于“化民成俗”的积极意义，后一部分则讲到学习和教育活动互相支持、相辅相成的道理。这些都是至理名言。

从宗教思想角度看，《学记》尤其讨论了“敬道”的礼仪问题。《学记》“敬道”礼仪有两个部分：一是“教之大伦”。“教之大伦”的第一条就是“敬道”；二是“尊师”“尊道”。现引用其原文如下：

“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霄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不臣也；当其为师，则不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617

前一段材料主要介绍大学开学（“始教”）典礼，后一段材料着重介绍尊师重道礼仪。

关于“敬道”一段文字，东汉郑玄注解说：“‘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礼先圣先师，‘菜’谓芹、藻之属。”郑玄对于“敬道”没有作注。孔颖达疏解说：“‘大学始教’者，‘大学’谓天子、诸侯使学者入大学习先王之道矣。熊氏云：‘始教’，谓始立学教。‘皮弁祭菜’者，谓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圣先师以苹、藻之菜也。‘示敬道也’者，崔氏云：著皮弁，祭菜蔬，并是质素，示学者以谦敬之道矣。”618孔颖达则引用他人的注解，将“敬道”理解为“祭先圣先师”，以向学生表示“谦敬之道”。

学校开学，国君带领公卿百官、全体师生，举行开学典礼。国君亲自主持典礼。他们都身着礼服，头戴礼帽，以芹菜之类作祭品，首先祭奠先圣先师，以表示尊师重道。当时，“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619学校开学，祭奠先圣先师是通行的礼仪。接着，学生诵读《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章，明确学习的目的，树立做人和从政治国的理想。继而击鼓为训，检查学习准备，督促学生端正学习态度，重视课业学习。最后，抬出体罚刑具，显示治校施教的威严，以维护校风、校纪620。由此可见，通过入学礼仪制度的建设，“敬道”仪式在至少在战国时期621已经完备、通行了。

圣人是觉悟了“道”而与“道”为一的人，圣人可谓得“道”的理想人格形象，也是人的“道”化。老师则是“传道”者。尊重“先圣先师”，实质上是“敬道”；“祭先圣先师”，实际上是“敬道”的礼仪。专门就尊重老师而言，“尊师”是“敬道”的延伸，“尊师”礼仪理当为“敬道”仪式的一部分。从此以后，学校举行“尊师”、“敬道”的仪式，均因袭不改，以致逐渐形成全社会“尊师”、“敬道”，重视教育，重视办学，尊重读书人，尊重老师的良好风气。

明代大儒王阳明，力倡“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的“知行合一”说，在他那里，有“道”的信仰或信念的人，其言行活动也有其特定礼仪。比如，在学校里，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就有一定的交往礼仪。王阳明从“教”（教学、教育、办学）的角度，制订了《教约》。现抄引他的《教约》622如后：

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凊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饰否？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教读复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就席肄业。

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

凡习礼，须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久则礼貌习熟，德性坚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诗》。每间一日，则轮一班习礼。其余皆就席，敛容肃观。习礼之日，免其课仿。每十日则总四班递习于本学。每朔、望，则集各学会习于书院。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紬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理浃洽，聪明日开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顾及于邪僻。教者如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王阳明制订的《教约》，从其宗旨而言，主要在通过平时言行活动的锻炼，培养“知行合一”地认识、实践“道”（真理）的行为方式。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则主要是针对“童子”而立的学习礼仪，当然其有效范围主要在小学、中学。但大学、研究生的学校教育也未尝不可以参考。

其中的“考德”，从内容看，只涉及学生本人近期的言行活动，对学生而言，具体而生动；从“考”的方式看，也不在分数的多少，而在学生实在的收获——即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人性觉悟。这样的“考德”，比今日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具体，而又能使学生有真切的心得。其中的“习礼”，今日的学校教育简化为一般的礼貌，又常常不自觉地被升学考试等所冲淡。

从现实学校教育看，像王阳明《教约》里面所涉及的内容，和宗教祈祷、祷告、跪拜、祈求等全然不同，充满了理性色彩。今天的学校教育应该如何从学生言行活动规范方面进行人文教育，培养学生追求真理的超越精神呢？传统的“敬道”礼仪未尝不可以给我们启发。

综上所述，如果和西方基督宗教相比较，可以发现，西方有精致的宗教，中国古代则有精致的“道”教——以“道”为教；西方宗教包含有一系列修道、传教等宗教活动，以神圣的“天堂”作为终极的理想世界，中国古代则有一系列“闻道”、求道、行道、信道、传道等一系列理性的修道“成人”活动，以理性的天人合一（圣人、大同等）作为终极的理想世界；西方宗教有愿意为上帝献身的传教士，中国古代也有愿意“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传道士——伟大的而且也是真正的教师；西方宗教人士喜欢讲“我信”，中国古代儒家则最喜欢说“学而时习”、“克己”“寡欲”等；西方宗教以上帝为至上神，为创世者、主宰者、拯救者，神是至高无上的绝对者，中国古代宗教中与西方宗教中的“神”相应的概念是“天”，但对“天”的讨论几乎被“道”（“气”“理”“心”等）论所代替，从宗教信仰角度出发的讨论未免不足。同时，古代中国宗教思想中的“神”，则一直是多元的，没有统一起来，而且在儒家学者那里，神也只是世界运动的特征或功能，所以，神也是圣人“不可知”的特征和功能而已，神并不在“天命”、“人性”、“道”以及现实世界之外，而幽然独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