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德鲁克的企业家中，张瑞敏可算一个很好的代表，他不但自己仔细研读并且热心地向读者推介德鲁克的著作，还将德鲁克思想和中国传统价值观相结合推行了一系列创新战略。

　　1984年，张瑞敏由青岛市原家电公司副经理出任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公司的前身）厂长。张瑞敏兼收并蓄、自成一家，创造了富有中国特色、充满竞争力的海尔管理模式。从“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OEC管理模式到每个人都面向市场的SST市场链管理，海尔公司在张瑞敏领导下不断地创新，由一个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实现了国际化经营的中国第一品牌，并在全世界获得越来越高的美誉度283。

　　为今天海尔公司的成功奠定基础的OEC管理法（Overall，Everything，Everyday，Everyone，Control and Clear，简称OEC），是在学习、吸收和发展国内外先进管理理论和优秀做法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它最核心的理论渊源就是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284。

　　张瑞敏谈到第一次读德鲁克的书时，感到冲击最大的一句话就是“管理得好的工厂，总是单调乏味，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这句话在20世纪80年代确实很令人费解，因为那时好工厂的标志就是要轰轰烈烈，要激动人心。张瑞敏细细琢磨才体会出道理所在：那些在突发事件中表现英勇的人和事的确激动人心，但企业需要的不是停留在对这些英雄人物大张旗鼓地表彰上，而是要扎扎实实建立避免发生这类突发事件的机制。有效管理就是要防患于未然，将例外管理变成例行管理。从1984—1992年，张瑞敏8年磨一剑，专心只做冰箱，创立并完善了OEC管理法，为日后海尔起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OEC管理法在目标管理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借鉴了日本企业的做法，通过永不停止的改善和提高以实现更高的目标，做到“日事日毕，日清日高”。它不仅仅将企业的总体目标层层分解到最末端的执行单位，而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将每项工作的任务目标落实到每人、每天，形成“事事有人管，人人都管事”的氛围。每天下班前根据目标对工作完成的情况“日清”，将日清的结果与其本人的奖罚激励挂钩，形成了目标、日清、激励三者间的良性循环。通过推行OEC管理法，使一个濒临倒闭、开不出工资的集体小厂不仅迅速扭亏为盈，而且提高了整体管理素质，解决了当时在管理上普遍存在的无效、无序的问题。

　　海尔起飞之前锻造了一对强健的羽翼，一只翅膀是OEC管理法，它的推行使得企业实现了内部管理精细化；另一只翅膀是服务，在产品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条件下，海尔就坚定不移地推行了五星级服务，实践了“顾客即企业”的理念。海尔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实施的流程再造超越了OEC管理法注重内部管理的局限，更为彻底地体现了服务顾客的理念。海尔在1998年开始了以信息技术平台为支持的流程再造。在组织再造上，就是变直线职能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为扁平化的结构，减少管理层次，以努力实现企业与市场之间的零距离。而在人员的再造上，则是将管理人员变成SBU（策略事业单位），即每个管理者都是一个独立作战的经营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市场和市场目标，自主制定自己的市场策略，以最快的速度去创造新的市场、新的需求。

　　那么，为什么在近年来中国管理学界对德鲁克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呢?一千个人可能有一千种喜爱《红楼梦》的理由，也许每个人聆听德鲁克的原因和方式不尽相同，但就管理学发展来讲起码有两个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是德鲁克激起了中国管理学界对于管理学学科性质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德鲁克的治学风范对当前学术风气的触动。

　　德鲁克确立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艺术的学科定位，引发了我们对管理学学科性质的反思。德鲁克一方面将管理学与传统人文学科相联结，从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多种学科汲取营养，赋予管理学以深厚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德鲁克又从组织的角度展开对社会秩序的研究，使管理学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并为管理领域的其他工具性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生长的环境。长期以来，我们将管理学视为一门工具性学科，视为提高生产率的手段，视为组织建设的技术，而忽视了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范式的构建，从而使之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在一些重要的研究基金的学科分类体系中都没有将管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别。

德鲁克提供了一个以组织管理为核心的自由而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参照系，即通过良好的管理建立起和谐的企业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公民社会。在德鲁克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无论是即将过去的工业社会还是正在到来的知识社会，都有其代表性的组织和代表性的群体。在工业社会里，大型工商企业是其代表性组织，企业雇员是这个社会的代表性群体。在知识社会里，除了大型企业之外，一些有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日益成为社会的代表性机构，知识工作者群体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性群体。也许这些组织和这些群体在数量上并非占大多数，但是它们不仅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它们因此而必须充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代表者，树立伦理标准，负起社会责任。

尽管在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依旧处于历史性的困惑之中：中国的企业甚至是一些居于行业领导地位的企业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代表性和领导性机构，反而肆无忌惮地侵害个人和社会利益，掠夺自然资源，破坏商业伦理，而无法承担倡导时代主流价值的责任，无法赢得社会的尊重与信任。对这个问题的求解可能是德鲁克思想近年来在中国升温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德鲁克提供的这个以美国价值观为基准的参照系并不是标准答案，它所描述的是一个与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传统的价值体系不同的体系。这个体系也许并不是我们将要到达的彼岸，也不是我们能够到达的彼岸。因此，对中国而言，德鲁克的思想体系与其说是一个参照系，不如说是一个对照系。近年来以企业文化为代表的管理思想的传播，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管理的多元化是与文化的多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管理学的多元化是说管理理论中的基本原则在运用于不同国家的企业时必须严格考查其适用条件，日本企业学习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我国企业在借鉴德鲁克管理思想时，结合本国实际越多，本国文化和价值观运用的越多，学习的效果就越好，就越有希望发展出中国的管理学。

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一个组织所能采取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植根于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植根于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制度是冰尖，文化是冰山。通过制度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不是求取制度的形式，而是催生其内在的制度精神。所谓“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并不在于有无市场，有无交易，甚至不在于有无完善的市场法律，而在于有无健全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285。

然而，将“冰尖”与“冰山”融为一体的工作并不容易，“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建设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高度紧张始终困扰着中国理论工作者。其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忽略了这样一些问题：第一，西方现代化的各种制度与支撑它们的知识和信念之间的紧密关系；第二，中国还在逐渐构建的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三，如何通过制度性安排来为正在建设的各种制度提供它们所必须的价值基础，化解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286各行各业的人们对于这种价值基础的寻求一直存在着。即使在投机最猖獗的领域，对于制度良心的存在主义式追问也从未泯灭，一位证券机构的操盘手在自曝证券市场的黑幕之后，居然说：钱亏了，可以再赚回来。但我们的青春失去了，就永远回不来了。我们在这么美好的青春时光里都干了些什么?在一个赌场里赌博?我们的孩子会不会拿着中科创业、银广夏的报道对我们说，爸爸，你的工作是不是和他们一样?为了我们的孩子不再遭受我们这样的痛苦，为了他们能够在一个真正的市场中展现他们的才华，即使需要我们做出牺牲，我们也义不容辞。

　　管理伦理的重建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工作者将扮演理论研究者和思想供给者的角色。这个角色必不可少，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只是辅助性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实践者，最终是实践者在现实环境中阐释这些观念，并身体力行之。在一个政府主导的改革进程中，政府无疑扮演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实践者，还是倡导者、审查者和监督者。但是，改革发展到今天，政府已经不再是全能政府。如果由政府一力承担这个责任，不仅政府将不堪重负，更为严重的是，其他部门将会以此为由推脱责任，不能树立起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也缺乏动力构建自我控制自我负责的机制。这实际上也正是今天企业和其他组织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原因。因此，各类组织应是传达和代表这个价值体系的主要载体，而管理者是承担这个使命的核心群体，以管理实践为导向的管理学应将伦理原则与管理工具结合起来，才能帮助管理实践者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尽管基本价值观的内容可能与德鲁克的主张有所不同，但管理学在其中的任务是相同的。

　　德鲁克的研究方法尤其值得管理学理论工作者学习。在我国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现象，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也不例外。在管理学领域，在研究的问题、理论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脱离实际的情况十分严重。德鲁克注重实践的思想和方法对我国管理学界是一个极大的触动，随着德鲁克管理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将对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吹进一股清新的风气，使得中国管理理论研究兴起一种真正从实践出发为实践服务的新风尚。

　　首先是学习问题导向型的研究方式。中国是管理学领域的后来者，在引进西方理论的同时，也可能会引入一些“伪问题”，也就是说别人研究什么问题我们就跟着研究什么问题，而不是去研究实践中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许多问题在不同国家即便是以同样的概念来表述，其内涵也大不相同，这样的例子很多。以知识经济为例，这个概念近年来在中国陡然升温，但知识经济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之后的事情，对于中国这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来说，与知识经济有关的问题的性质与发达国家相比是有很大差异的。还比如，“新公共管理”也是一个近年来流行的概念，然而“新公共管理的各个要素是矛盾的，而且在各国是不断变化的。在任何情况下，这一术语更多地被运用于学术上而非实践中。”287各国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这些概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阐释。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大批经验研究者，在经验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些研究的对象既包括成功经验也包括失败教训，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许多研究对实践经验的事实描述多，理性分析少，注重管理技术，忽视管理理论。经验研究需要在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方面达成共识，研究成果才能借鉴和继承，否则我们将无法穿越经验的丛林。过多未经提炼的经验只会加重研究者的工作负担，妨碍研究者相互之间的交流与继承。德鲁克在开始研究之前在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已经使他确立了自己的管理哲学，在开始管理学研究时他不仅阅尽当时管理著作，而且在管理分析技术方面用足了工夫，因此，他才能创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经验研究者必须要有深厚的理论素养，掌握有效的研究方法，才能在实践和理论之间建立起桥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比管理学成熟得多，然而经济学家仍不满足，“完全坦率地说，在训练现代经济学家方面，经济学方法论没占什么地位。这一切也许在改变，在经济学的科学地位自我满足了多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自问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这样的更深刻的问题。”288现在，是所有管理学研究者自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德鲁克最令人钦佩的是他乐于做一个旁观者的精神与气质。近年来，学术研究领域反腐败之声不绝于耳，但抄袭侵权之风却愈演愈烈，学术“泡沫”越来越多，不合理的科研管理体制固然要承担应负的责任289，但学者的职业操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能回避价值问题，价值倾向会影响他选择研究什么问题，甚至会影响他的研究结论，旁观者也不例外。区别在于，旁观者所坚持的价值观遵从理性和良知的指引，而不是受个人或者群体利益的驱动。在后一种情况下，研究者变成了利益相关者，成为其自身或所属某个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和着进步发展政策的意识形态化，中国社会科学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发展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便是社会科学知识为某种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类型添赋“正当性”的进程日益加速290。倘若学者放弃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无节制地追求学术“高产”，而学界又按照产量来给研究者分配资源，从而形成一种封闭性的循环，那么研究成果就失去了作为“社会科学”的意义，成为毫无意义的学术泡沫。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鲁克坚持以管理实践为导向，为实践者服务，以管理的有效性为宗旨，不为学界的评价而挂怀，这种旁观者的独立和自信使他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也为我辈学者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