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轸以下犯上，虽以死悔过，却算不得是个好下属。与先轸有关，他的一个下属勇士，被《左传》称为君子，这是极少见的将君子荣誉授给一个武夫的案例。

先轸一死，晋国的敌人就开始寻机报仇。前625年，秦国三帅再次率军前来雪耻，两军在彭衙对阵。大战还没开始，晋军就突然冲出七八乘战车，后面跟随一百多人，直奔秦军大阵。

这一小队晋军勇猛异常，虽然陷入包围，最后被消灭，却把秦军大阵搅得阵不成阵。晋军战鼓擂响，发动攻击，秦军被击溃，再次惨败而归。

这个小队，特别是小队的领军者，在反击秦军的第二次战斗里起到了扭转战局的关键作用。但这支小分队，却不是晋军战斗计划里的规定出击，而是一个勇士向死去的元帅先轸致敬的又一次自杀式冲锋。

实施这次自杀式攻击的，是一位叫狼瞫的晋国士兵。这是怎么回事呢？

狼瞫在崤之战（前627年）时，把秦国一个著名的大力士，也就是被俘虏的褒蛮子及时刺死，救了晋襄公，被提拔为晋襄公车右，也就是贴身保镖。

褒蛮子不仅万夫不当，且有神勇，被晋军五花大绑，竟然挣断了绳索，把晋襄公的车右、派去斩杀褒蛮子的莱驹吓得刀掉在地上。褒蛮子拿起刀就去杀晋襄公，莱驹竟然忘记去保卫晋襄公。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人快速冲过来，一刀斩杀了褒蛮子。这个人就是狼瞫，一个低级士兵。

晋襄公免去了莱驹的车右资格，将狼瞫由士兵晋升车右，狼瞫一时间在晋国被当作英雄，很是得意，却很快被先轸免去车右职务。

古代，国君的车右是一个重要又荣誉的职务，只有大夫以上的勇士可以担任。晋文公车右，先后是魏犨、舟之侨、士会，都是大夫以上级别的人。狼瞫虽然救了晋襄公，但功劳不等于地位，先轸免去了他的车右之职，改由狐毛的儿子狐鞫居（即后来刺杀阳处父的人）担任。谁当车右要拼爹，狐鞫居是晋国的红二代，简称“晋二代”。先轸这样任命当然是搞政治平衡，也是感谢狐家（偃）对自己的推荐。

狼瞫不服气先轸的决定，他的朋友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死呢？狼瞫说：我还没有找到值得死的地方（吾未获死所）。他朋友又说：我和你一起向先轸发难吧？狼瞫说：《周志》上说，勇敢却伤害上级，不能被列入明堂里。死而不义，非勇也。为国所用，才叫勇敢。我因为勇敢才担任车右，因为没有勇敢事迹被撤掉，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上司不了解我的勇敢，撤掉我是合适的，那也算是知道我了。你且等着，看我让他知道我的勇敢！

狼瞫在对白狄的萁之战时请命当先锋，想在先轸面前证明自己的能力，先轸拒绝了他的请求，自己卸甲出战被杀。狼瞫为先轸没看到自己能力就死感到不高兴，决定以死战证明自己。于是就有了孤军突击，为晋军大败秦军意外地创造了条件。

狼瞫生前有遗言：死而不义，非勇也。公用之为勇。就是说，为国捐躯才是勇敢。这句话，可以视为金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先声，似乎也有“为人民服务，死得其所”的影子。

《左传》评论：狼瞫于是乎君子。《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做乱，而以从师，可谓君子矣。

在等级森严的春秋，拿狼瞫的行为类比君子、周文王，可谓评价非常之高了，却很精辟，体现了《左传》鲜明的价值观。这是表彰狼瞫虽然生气却没有犯上作乱，上前线找敌人发泄怒火，这就是君子。

确实，狼瞫的态度与做法，绝对是好下属的榜样。受委屈而不怨恨上司，有怨气找敌人发泄，即内战外行，外战内行，这当然是好下属。那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下属，是害群之马。

狼瞫这样的榜样，还诠释了“勇”的内涵：力气大、火气大、动辄大打出手，是鲁莽蛮横，不是勇；有了点力气功夫，受了委屈就犯上作乱的，也不是勇。

狼瞫原来只是一名普通甲兵，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能够体现出这么高的境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晋文公“教其民”的政策确实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也反映出先轸这些晋国的老一辈将军还是很受敬重。重耳团队的历经磨难、赫赫战功，使“晋一代”开国功臣成为影响晋国民风的力量。

《孙子兵法》里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对于好下属来说，要真心实意地归属（亲附），要服从上司命令，尤其是要服从惩罚，这样才能“令素行”，也就是有令必行、自动执行，而不是强迫监督还不情不愿、半推半就。

管理里的执行力是难题，其实多数是因为下属“不服”，所以才难用，所以才令不素行。下属看不起上司，尤其是碰到上司处罚自己的时候，就心怀不满，这样的下属，轻则难用，有令无行，重则成了害群之马，甚至为祸上司。

狼瞫，这个流星一样的小人物，的确是好下属的榜样。

春秋时代，以下犯上的弑君者多矣，因为遵守规矩而冒犯上司的忠臣也不少。

楚文王得到茹黄的狗和宛路的箭，就到云梦泽打猎，三个月不回。又得到丹地的美女，纵情女色，整整一年不上朝听政。楚文王的老师、大臣葆申说：先王占卜让我做太葆，卦象吉利。如今您打猎三个月不回来，沉湎女色一年不上朝。大王的罪过应该施以鞭刑。

楚文王倒是没发火、反抗，而是说：我从小就是诸侯，能不能换一种刑罚，不要鞭打我？葆申说：我敬受先王之命，不敢废弃。您不接受鞭刑，这是让我废弃先王之命。我宁可获罪于您，也不能获罪于先王。楚文王说：那好吧！

于是葆申拉过席子，楚文王伏在上面。葆申把五十根细荆条捆在一起，跪着放在楚文王的背上，再拿起来，这样反复做了两次，对楚文王说：请您起来吧。楚文王说：同样是有受鞭刑的名声，索性真的打我一顿吧！

葆申说：我听说，对于君子，要使他心里感到羞耻；对于小人，要让他皮内觉得疼痛。如果内心的羞耻不能改正，让他皮肉疼痛又有什么用处呢（臣闻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变，痛之何益）？

葆申说完，快步离开朝廷，自行流放到澡渊边上，请求楚文王治自己死罪。楚文王说：这是我的过错，你有什么罪过？文王召回葆申，杀死茹黄之狗，折断宛路之箭，遣送走丹地美女，将所有的心思全部放在勤政爱民、励精图治上，数年时间就兼并三十九个小国。

还是这个楚文王，与巴人一起讨伐申国，巴人对于楚军的战斗力非常震惊，担心对自己不利，就背叛楚国，来攻打楚都城门。公元前675年，楚文王率军迎击巴人，在津地被巴人打败，楚文王带兵返回郢都。

来到城门口，守门官鬻拳对文王说：楚国规矩，败军之将不得入城。不开城门接纳文王。楚文王只好带兵去攻打黄国，得胜后返回途中，在湫地（今湖北宜城县境内）得病，没多久病逝。鬻拳将文王葬于夕室（楚皇家冢墓），然后自杀，葬在文王陵墓的门口，以表示至死为文王守门之志。

鬻拳是芈姓后代，辈分比文王高，曾经对文王搞过“兵谏”，文王不得已听从了鬻拳的要求（临之以兵，惧而从之）。事后，鬻拳说：我带兵威胁君王，罪莫大焉，就自己砍掉了膝盖（自刖，即后来孙膑所受的刑罚）。但楚人还是任命鬻拳为都城的总掌门官（大阍），并且称呼他为“太伯”，让他的后人继续做都城守门官。

孔子说：鬻拳可以说是爱护他的君上了，因为劝谏君上，自己给自己施加刑罚，受了刑罚仍然不忘让君上做正确的事情。

兵谏蒋介石的张学良，比自刖请罪、自裁殉主的鬻拳命运要好很多。孔子表扬鬻拳的爱君，楚人尊称他为太伯，说明鬻拳是一个得到认可的忠贞之人。

每一个独特的好下属，都必然有一个独特的好上司。好下属难得，好上司更难得。有忠有勇，且自知分寸的好下属，尤其难得。狼瞫、葆申、鬻拳，都是这样的好下属。

赵盾与狐射狐（贾季）为立新君人选争执的时候，狐射姑害怕自己被赵盾暗杀，就跑去了翟国。赵盾让臾骈把狐射姑的家小、财物送到翟国去。臾骈是狐射姑的家臣，当初在一次阅兵时，狐射姑曾经羞辱过臾骈，臾骈的随从就提议借这个机会报仇，把狐家灭门。

臾骈说：不可以。我听说《前志》里说过，无论恩惠还是怨恨，都不应该波及后代，这是忠恕之道（敌惠敌德，不在后嗣，忠之道也）。赵宣子（赵盾）对贾季有礼数，我因为得到赵宣子的宠信去报我自己的私怨，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依靠别人的宠信，不叫勇敢；虽然能报仇，却增加一个仇恨，不叫明智。以私怨妨碍公务，不叫忠诚（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如果这三点都做不到，拿什么去侍奉赵宣子呢？

臾骈于是将狐射姑的家人、财物整理妥当，亲自率领士兵护送到国境。

按照赵盾的行事风格推测，派一个与狐射姑有积怨的人去送家小财物，恐怕是有让臾骈泄愤、借刀杀人的意图。臾骈或许是精明，看破赵盾借刀杀人、再诿过于己的意图，或许是真的不愿意不勇、不知、不忠，这段话说的振振有词，是不迁怒于后嗣的好事。

事后，赵盾将臾骈提拔为下军佐。狐射姑知道此事后叹息道：吾有贤人而不知，吾之出奔宜也！

从小人物身上才能看到社会风气的状况。《左传》记载晋文公即位后的一段故事，可以说明晋国民风演变的线索：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狐偃）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

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

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重耳即位后，晋国由于经历骊姬之乱、晋惠公之乱，重耳系的晋一代团队清除了国内政敌，但如何让晋国军民与国家共进退依然是一个问题，狐偃对此有清醒认识，这段话的逻辑放到一般组织的管理上，也有借鉴意义。 孙子提出的可用标准是“令素行”，狐偃提出从三个角度去教育、评估下属是否可用。

首先是知义。什么叫义呢？就是安守自己的本分。对于国民来说，安居才能“怀生”，也就是珍惜生活，珍惜工作。晋文公就借辅佐周襄王（尊王）发布利民政策，让民众看到领导者是有道义的，民于是知义。

其次是知信。什么叫信呢？民间做买卖，明码实价，不是为了自己获得丰厚利润而欺骗他人。晋文公怎么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是个讲信用的人呢？

周襄王为感谢晋文公帮助他平定公子带之乱，就把几座城池赏给了晋文公，其中有一个叫原的城池不愿意接受晋文公。晋军就包围了原邑，晋文公下令只带三天的粮草，意思是三天后，如果原邑还不愿接受，就撤兵。三天后，原邑人还不愿投降，有人建议攻城，晋文公就说：既然说好三天不降就撤兵，就要遵守诺言，下令撤兵。结果晋军后退三十里，原邑人主动出来交城。

晋文公在撤军前说了这段话：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因此狐偃说：民众知道信用，才能明白告诉他们要干些什么。否则，说了也没用。

第三是知礼。什么叫礼呢？春秋时代的礼，就是现在的法律，也就是处理人际、国家间关系交往的规矩。知礼才能举止得体，才能生出公心（生其共），遵守领导的指令。

晋文公举行隆重的阅兵仪式，让大家尊重礼仪，设立一个“执秩官”监督士兵、将军都要遵守礼仪的规范。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做法：第一是规矩，需要用仪式去强化，用专门的“执秩官”去做到一视同仁，没有例外才能改变某些领军自行其是的作风。第二是知礼，民众听从指挥，不会被其他的言论迷惑才能被使用。狼瞫是服从上官的命令，没有被朋友迷惑；臾骈是老实执行了赵盾指令，没有被下属迷惑；民听不惑而后用之，这样的军队才能做到“令素行”。

对一般组织的管理来说，知义就是让员工安于职守，这就要给予一个让各级员工满意的职务报酬；知信就是说话算话，将言必行、行必果作为组织的基本信条；知礼就是尊敬上司，尊重同仁，要有一定的仪式去体现公司的制度，安排专门监督制度执行的督察者。

从普通员工（执行者，包括中层）的状态，而不是少数的几位高管的状态，可以看到组织的真正实力。晋国狼瞫、臾骈这一群基层军士，能够知义、知信、知礼，晋国一战而霸，并不是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