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曰：“辩安生乎？”译：有人问：“辩说是怎么产生的呢？”

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译：回答说：“产生于君主的不明智。”

问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辩也，何哉？”译：问者又说：“君主不明智，因而产生辩说，这是为什么呢？”

对曰：“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译：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法律是处理政事唯一的准绳。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出自《问辩》）

韩非子的学说是实学，思想是实用主义，他认为国家政事的处理准则应该只有一套，并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凡是不符合这套标准的，都应该禁止。

【评】：

由此可以联想到，不止秦始皇焚书坑儒有韩非子思想影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或亦有韩非子思想影响。

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出自《问辩》）

对于不能引用法律进行衡量的言辞，就有循言责实的方法对付，言实相符就种上，言实不符就重罚，这样就不会出现空谈的辩论了。

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出自《问辩》）

韩非子抱怨君主不明智，当国家法律面对民间质疑时，就放弃坚持法律而尊崇学者们的聪明行为。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仪的也。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人主者说辩察之言，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出自《问辩》）

韩非子提出功用标准才是问题的关键，有明确的功用标准，一切纷争自解，没有明确的功用标准，则各说各理，永无休止。君主如果不易功用标准作为衡器，而只是依据个人好恶喜欢“雄辩”、“明察”的言论，尊重有声誉的所谓贤者、勇者，法制必会逐步消亡。所以说：君主不明智，辩说也就产生了。

【评】：

政事之是非当有一套明确标准，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以组织力量强行压制不同的见解，则是不可取的。始皇帝“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这种思想的落实。为什么不可取？因为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短期的组织秩序形成，却是在阉割组织长线的生命力、自我调节能力。

在企业管理中，统一思想也很重要，但无止休的争论也会影响企业竞争力。所以应该本着一个原则进行处理，决策之前充分辩论，决策之后唯有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