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社会的批评，有着“官本位”的说法。对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来说，有可能会觉得自己同“官本位”无缘。实际上，“官本位”的逻辑在任何企业都存在，我们不妨把它叫做“管本位”。

企业管理的目的不是管理，而是为社会提供有效的产品和服务。然而，由于管理者享有程度不等的人财物支配权，于是，企业不是围绕着产品和服务走，而是围绕着管理权力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称为“管本位”。绩效管理的变质，基本上都同“管本位”相关。

不久前，有个单位邀请我去讲讲道德建设的考核。我拒绝去讲的理由是：道德无法考核，能够考核的只有利益。之所以能够出现“道德考核”这种怪事，而且还可以把道德分解为各种量化细化的多级指标来衡量，正是“管本位”的产物（顺便指出，那些大量论证和设计道德考核指标体系的论文，也有很大可能不是出于学术追求，而是为了适应官方或者管方的需要）。很显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种道德的指标化，本质上不是为了提高管理对象的道德，而是为了便利主管对下属道德水准的考量，是为权力服务的而不是为道德服务的，从幼儿园数小红花开始就是这样。正是这种“管本位”，会加速绩效管理的变质。数字比例满天飞，一旦堕入“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轨道，就有可能绩效数据越来越好看，企业越来越难受；更有可能是使企业变成利润的巨人，使命的孱头。

如果绩效管理是为管理者服务而不是为企业使命服务，绩效考核的具体办法就会变成显摆上司高明和技巧的手段。由于绩效考核只能用在可衡量的领域，立足点是利益驱动，所以在“管本位”的绩效管理中就很容易变成上司用来威逼员工的大棒和诱惑员工的胡萝卜，而且还会变成上对下的“钓鱼”和下对上的“抢饵”，这是值得警惕的。更要命的是，当生态多样化使王小波那种“特立独行的猪”越来越多的时候，当生活丰富化使磨道里的驴走出磨坊奔向原野的时候，绩效管理就无法继续下去。

冯仑以企业家的经历和感悟，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天做一个民营企业，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追求理想，顺便赚钱，而不是追求金钱，顺便理想。”这句话，可以作为警惕绩效管理变质之诫。

附记：电影《钢的琴》有一个小片段：夫妻二人在争论孩子当年出生时到底是六斤四两八还是六斤四两六。对于与孩子无关的观众来说，这种争论毫无价值。然而，正是这种对旁观者毫无价值的争论，彰显了孩子在父母心目中的份量。按照顺应观众的绩效要求，这种无意义的台词应该删除。问题是，当我们把生活中的无意义全都删除以后，没有冗馀，没有杂乱，没有各种“不划算”，生活还剩下什么？以教育为例，品格、体质、美育、艺术这些无法在高考中量化的东西，在教育中遭到严重毁弃后，会不会丧失教育的本质，造成人种的退化？如果仅仅按照“有用”的标准来衡量，加上量化实证，我们不难发现，最普通的鸡蛋，其蛋壳是没有营养价值而且不可食用的，仅仅增加了厨馀垃圾。所以，只要有恰当的储运保管方式，让鸡下软蛋是最划算的。钱理群所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体上属于软蛋学派。

还有一个例子，小说家沈从文，1949年以后再没写小说，被安排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中管业务的领导和一些同事无从理解他整日在库房和陈列室转悠，以至于批评他“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沈从文对这样的领导很恼火，他在申诉材料中这样说：“从一系列特种展和新楼陈列展，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的也就是他，到我搞出点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五十年代，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历史博物馆举行了个“内部浪费展览会”，安排沈从文陪同外省同行参观，展出的正是他买来的“废品”，如花三十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花四块钱买来的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让沈从文陪同参观，还让他讲解，实际上是一个侮辱他的方式。意在给他难堪，他却觉得“有趣”。一九五七年，他在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份材料中说：“其实照目前情况，说‘研究’条件也十分差，哪像个研究办法？我在历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不能在手边，不让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结合起来，这方面浪费才真大！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浪费，正如没有人明白这部门工作落后，对于其他部门工作影响一样，好急人！”像沈从文这样的人以及这样的工作，到底应该如何管理？绩效管理不应该回避这些问题。